复旦哲学王子王德峰——文集（讲座·访谈·致辞合集） ================================================ 来源：H:\王德峰\复旦哲学王子王德峰.doc 复旦哲学王子王德峰 王德峰：1956年10月生，江苏泰县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学院副院长。同时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教师及“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体论视域，在这一方向上的中心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学的当代性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78年入学复旦大学哲学系。1982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辑。1987年重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硕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曾发表《哲学导论》、《艺术哲学》、《寻觅意义》、《世界十大思想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等著作及哲学论文30余篇。主要著作：《时代的精神状况》（德，雅斯贝斯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鲁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与吴晓明合作）；《世界十大思想家》（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著作人）；《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德峰教授是复旦大学哲学系颇受同学们热爱的一位老师，开设《哲学导论》与《艺术哲学》两门课程，其授课风格极富魅力，激情洋溢，见解深刻，深得学生爱戴，被誉为“哲学王子”，英文绰号“Wonderful”。他挚爱古典音乐，听完他的同学90%都会成为古典音乐迷。据说王教授还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没架子，凡事只要他觉得有趣就会积极参与，因此他经常被邀请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外开设讲座。《读书如恋爱》、《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漫谈西方古典音乐》、《人文研究与“书呆子”》、《艺术与真理》等讲座都是场场爆满，成为复旦校园内外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王子轶事及其“牛”的理由 哲学王子轶事（叶晓璐）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说，藤野先生一介绍自己，后面有几个人就笑起来。“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再回到复旦，我常常觉得自己像那留级学生，学业没有长进，却喜欢向小朋友们演讲教授们的历史。虽然很觉惭愧，但这里还想说说王德峰教授的一点掌故。 现在复旦园里，王德峰教授被称为“哲学王子”，他给全校同学开的《哲学导论》课，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仍然人满为患，有许多人愿意坐在地上听课。他的讲课，被同学录音后放在网上，很多人下载。 我也很佩服王老师的学问，当年他就是哲学系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之一。但那时候他还没有今日的大名，还常常有时间到宿舍里和同学们打牌。除了哲学，我们更喜欢议论他的种种逸事。 王德峰的算命术颇有传奇色彩。据说是在某个暑假，他比较空闲，开始钻研“海上闻人”洪丕谟写的一本讲算命的书。看完了，就去拜访洪先生，指出书中的几处错误。洪丕谟一听大吃一惊，他说，这书能看懂的没有几个，更不用说指出其中的错误了。其实，这几处错误也是他存心留下的，正因为天机不可泄漏也。从此之后，王德峰的算命术钻研日深，水平愈益精进，名声也越来越大。 上海滩上算命的，从来有苏北帮和宁波帮两派，双方经常因为争地盘起纠纷。这天，两派约定，假座某星级酒店“华山论剑”，双方谈判划分势力范围。因为听说王德峰的大名，苏北帮托人请他去助威。当天，酒店门口煞是热闹。苏北人在上海向来受到歧视，苏北帮的算命先生又多是游走街巷的盲人，没什么文化，衣着寒酸；宁波帮却大多是坐馆先生，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相比之下，苏北帮就先矮了人家一截。没想到，会议开始，苏北帮这边却冒出一位大学教授，对算命的学问侃侃而谈，有理有据，大涨了苏北帮的威风，划地盘时多捞到不少好处。 除了算命，王德峰对古典音乐的钻研也让我们很佩服。贝多芬的9大交响曲最为著名，但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第10，因为只是片断，很少有演奏和收听的机会。据说，曾经有朋友拿了张第10的唱片，让王德峰猜猜是谁的作品。听了没几句，王德峰就做出准确判断，可见他对古典音乐的熟悉与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段位。当年他第一次给我们开出艺术哲学课，常常会带一架两喇叭的大录音机，在课堂上放贝多芬的交响乐给我们听，他也坐在一边，眯缝着眼睛，一副陶醉的样子。 王德峰“牛”的理由（叶晓璐） 他的“粉丝”遍布全校，他的课绝对难选。 《哲学导论》课——王德峰老师，这是我初进复旦最早接触的一门课和一位老师，命运就是如此神奇，这门课和这位老师成了我以后复旦生活的精神路标。 那时候上课是在三教二楼的一个大教室。每次上课，都要吃完午饭去抢位置，去得稍晚，就只有站着或坐在台阶上听的份。从座位上看王老师讲课，他的背有点佝偻，发出的声音低沉而郑重：“为什么要谈本体论？本体论的问题，也是在座诸位之所以要听一听哲学的原因。”“This is a yellow river.This，没有问题，yellow river，没有问题，可是这个is，是哪里来的？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本体论的问题，关乎到一个民族精神。”……就这样，王老师逐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美妙的哲学之门！ 在复旦的六年，我听王老师的哲学课，从3208(教室)听到5301(教室)，从哲学导论到艺术哲学，从本科生的课程到研究生的课程，从正规的课程到各种讲座，可以说几乎没有落下过。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尽管教室越换越大，总还是会有人坐不到位置，因为除了老面孔，还不断地涌现新听众，这里面除了本校的同学，还有从外校赶来的同学，有已经工作的高级白领。我甚至还认识一位孕妇，5301(教室)的《哲学导论》课一节没落过，说这是给她肚子里的宝宝最好的胎教。每次讲课结束，大家总还是意犹未尽，围绕着王老师提出一个一个的问题，而王老师总是不紧不慢地点上一支烟，悠悠地想上一阵，然后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讲课满足不了大家的愿望，于是又有了一场场校内校外的演讲。 当时听课，只是觉得王老师课上讲的很多东西讲到了心坎上，所以我们会激动，会感动。尽管很熟悉王老师所讲的东西，可还是愿意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听他讲。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如我之辈的莘莘学子？越到后来我越明白，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每一堂课，每一次讲座，王老师都在用心向大家阐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超验的精神力量之存在，理想主义的价值之所在。请注意，我说的是用心，那就不是一种头脑中的知识，而是一种融入血液的信仰。不一样的人生经历，特殊的心路历程，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领悟到，在一个有限的我的上面，还有一种无限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是超验的精神的力量，那是一份终极关怀。作为从小以来逐渐积聚起来的那种信仰，当它作为一种鲜活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并用于哲学思考时，它就具有了真实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不需要任何的修辞，因为它坚定、真诚！ 我们听到了《哲学导论》，感受到了思想的魅力；我们听到了《艺术哲学》，感受到了艺术的美；我们听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感受到了马克思批判的深度和力度。这一切，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原则，原来在这个无趣的资本原则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它就像夜晚的星空，那么清朗的星空，你如果抬头望望它，你的心灵就会受到荡涤！ 王老师是“哲学王子”，这个王子的称号，不是由于王老师很帅，是学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因为王老师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也不是因为王老师年轻，因为王老师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学生的喜爱是因为他永远保留着理想主义的信念，无论如何都坚信那份超验的精神的力量，就像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他用一年的时间访问了六颗小行星和地球，最后还是回到了他自己的星球，去看管他的绵羊，照顾他的玫瑰花。王老师现在花很多时间讲课，开讲座，想做的事还是守护那份终极关怀。 哲学系的学生有一份关于哲学系教师的“的”字诀，王老师的那一段是这样的：“德峰是睿智的，香烟是猛抽的，上帝是常笑的，关怀是终极的。”作为本文的总结，是不是很贴切和形象呢？ 从古典音乐中感受知识分子命运 （王德峰的演讲） 当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聆听音乐，感受最深的时候总有一个冲动，就是想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你们还睡着干嘛？ 复旦少年中国学社的同学跟我联系了几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谈谈西方古典音乐。我非常高兴，也珍惜这个机会。当夜深人静，我一个人聆听音乐，感受最深的时候总有一个冲动，就是想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你们还睡着干嘛？人间有那么美妙而感人至深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我们可以超然物外，对于这个由现实利害所构成的世界有一种优越感。 我绝对不敢以西方古典音乐知识上的权威自许，因为我没有研究，只是喜欢，一有时间就去听它，听的时候也没有系统，没有按照音乐史的顺序一部一部曲目地去了解，我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功夫，于是不敢妄论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看到《爱乐》杂志诸如此类的，有业余高手、发烧友在那里谈古典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不行的。他们有许多知识。但是我总是相信，我这样喜爱西方音乐，自成理由，不必担心知识不够。音乐是用什么去听的？不是用头脑听的，是用心灵去听的。用头脑听的时候，我们是力图理解这个曲式，说这个主题怎么最初出现了，然后以一种奏鸣曲式的方式展开、再现；或者以赋格的形式在不同声部轮流来一次；或者还有回旋曲式的结构等等。那是头脑在听，听出一个“流动的建筑”来，是吗？但这不是我喜欢音乐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专家的态度，专家的态度我从来不取。音乐不是为专家服务的，不是行内的密约。音乐属于社会，属于民族，属于人类，属于人类的命运。 音乐是对命运的表达，但是今天人们对音乐的理解恐怕不是这样。今天对音乐的态度可能会错失音乐的本质。当然，音乐作为娱乐也未尝不可，音乐安慰我们的心灵，宣泄我们的情绪，完成心理学上的某种效果。但音乐不是为这些而做的。你怎么利用音乐是你的事情，别人确实管不到。一个咖啡馆老板用贝多芬的音乐作背景，他可以这样做。但在咖啡馆里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时我会突然出神，然后眼前的咖啡就看不到了，我接着要奔回去，我要去听贝多芬了。对我来说这音乐有如一个世界在召唤我，而绝不是我此刻闲谈时候的陪衬。 说到音乐，我们自然要提及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东方的、有西方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还有当代的。但我总觉得在人类所有民族的音乐史上迄今为止达到最高峰的形态，是西方近代音乐。西方近代音乐我们通常叫它classicmusic，就是“古典音乐”。人类的音乐创作非常古远。鲁迅先生说，从初民在劳动中的“吭呦吭呦”那里开始。音乐和劳动一样古老。后来，音乐开始力图表达自身，不再从属于其它价值，只把自身作为一个事件呈现出来。将音乐的独立推向高峰的是西方古典音乐。无论今天的人们如何疏远西方古典音乐，但是我们总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殿堂，伟大的宝藏。当现代科技可以让我们把一个伟大的乐队和一个伟大的指挥揣在口袋里的时候，这个宝库就向普通人开放了。每念及此，我总有一种幸福感，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把柏林爱乐乐团放在口袋里，而且我还轮换着，有时请卡拉扬进来，有时请切利比达克进来，所以在这点上我要对现代科技表达一种感恩的心情，平时我总是批评现代科技的异化作用。 为什么古典音乐是一个伟大的殿堂呢？让我简单地从哲学上讲几句。第一，音乐是最高的“巫术”。一看到这个字眼我们总觉得它是贬义词，因为我们总是拿科学和巫术对照，说巫术是一种愚昧。但我们误解了巫术的本质。巫术并不是人类在没有科学武装之前用愚昧的方法使自然听从自己。不，巫术本来也不是为了呼风唤雨，不是为了降服自然。原始人在行使巫术后便去劳动，去耕作或狩猎，并不以为举行了巫术仪式后就可以回家睡觉，土壤里就自会长出稻谷来，野兽就会任人宰割。劳动的果实必须用劳动来换取，原始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并不是用巫术来充当科技。所以，我们对于巫术不要有误解。巫术是原始的艺术，艺术就起源于巫术。 巫术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形成原始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它是一种魔力，这魔力激发每个心灵的情感和意志，让生命的目标变得有意义。 近代以来对艺术的理解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欣赏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娱乐的对象。但艺术作品最初并不是给大家欣赏的。最早的艺术作品———洞穴壁画———就藏在洞穴里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看的，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打开，让它起到巫术的作用。巫术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形成原始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它是一种魔力，这魔力激发每个心灵的情感和意志，让生命的目标变得有意义。艺术起源于巫术，后来便与巫术区分开来，但它对于社会共同体及每一个个人的意义，仍具有巫术般的作用。这样说也许会让唯美主义者们不愉快，他们觉得艺术是高尚趣味的表达，与精神、意志、情感并不相干。如若为了某种伟大的社会运动利用了艺术，这就是仅仅把艺术当工具了。实际上，伟大的社会运动在它有可能发端之前，艺术已经开始普遍地发挥其巫术的功能。历史上从来如此。欧洲中世纪末期，第三等级要登上历史舞台以实现个人自由劳动的可能性，为争取个性自由而奋斗，在这种奋斗起来之前，艺术已经透露了这个运动的消息，并且普遍唤起了新的社会心理。在此意义上它相当于巫术。 今天，艺术变成个人的事情，变成仅仅属于privatelife的一部分，但它仍然是巫术，是我们个人心灵所需要的巫术。我们是无法满足于一个纯粹科学理性的世界的。我们不仅需要趋利避害，我们的生活还要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在艺术的创作和接受中被表达的。没有“巫术”，我们是没有精神力量的。当爱因斯坦把小提琴架在他的肩膀上，听到它美妙的音符时，他就进入了巫术状态之中。这和他的伟大的科学事业毫不矛盾。他需要一种力量去鼓舞他继续探讨自然的奥秘。这种力量不是来自科学本身，是来自他所爱好的音乐。人类自古以来需要巫术，在无限的将来，只要人类还在，他仍然需要巫术，即需要艺术。这是我对艺术本质的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西方古典音乐从中世纪的宗教音乐中脱胎而来，是把宗教音乐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的目标是什么呢？当时的第三等级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们有一种新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的核心就是个性的自由，个性的价值，个人自由劳动的可能性，摆脱一切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等级的压迫和束缚，这种要求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启。这个新世界的打开的过程，就是反对教会的统治，反对神对人的支配，让个性获得自主的价值，这就是世俗化运动的主题。在音乐的领域中，力图以民俗音乐做基础，摆脱对宗教题材的依赖，西方近代许多音乐家都进行采风，对于民间生活以及民间自发的音乐表达都非常熟悉，从中获取新鲜的东西和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它又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以中世纪的宗教音乐的精神传统作前提的。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力图把尘世本身理想化。原先，理想在天国———现在则要求尘世本身的真理的展开，这是近代艺术的主要旨趣，不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这就是说，尘世的理想化采取了中世纪的精神目标。中世纪的精神构造了一个超验世界。现在，这个超验世界要为表达个性的真理服务。这是一种结合，是一种关于尘世的宏大叙事。这个表达方式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个性的全部的世俗的内容，它的世俗情感统统在这种表达方式中得到精神的提升。个性的自由，它的真理，它的权利，它的世俗的全部情感———情欲也罢，对理想的真诚向往也罢，痛苦也罢———统统要放入这样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里去。这在根本上决定了西方近代音乐会达到它伟大的成就。它既是绝对个人的，又是超验的。一定要看到这层关系。 如果说我们今天对西方近代音乐有一种陌生感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一种渴望，即把我们个人心灵的期待置入一个超验世界中去。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以为这是虚伪的，不真实的。这不怪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进入二维平面化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状况中我们再也不相信有一个崇高的实在在上方引领我们。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个上帝就是整整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个超感性世界的崩塌使得西方古典艺术，不仅是古典音乐，而是近代整个审美理想的瓦解。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但我们不能在这种疏远的态度中错失一个伟大宫殿。 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文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要有一种深切的体验的话，我们必须至少有三种修养：音乐、哲学、诗歌。 在这个艺术的伟大宫殿中确实有一个张力（tension）始终保持着。一方面是个性，要求表达自己，要求把自己的普遍的真理性质讲出来。但是，另一方面，近代社会的实际展开过程却让这种个性始终很难变成现实的力量。在巨大的命运的力量面前，个性的全部美好的东西是如此的脆弱。所以少年维特是烦恼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中也有流露，包括钢琴奏鸣曲，比如说《悲怆》，还有《月光》。这不是偶然的。伴随着整个市民社会的兴起，古典音乐体现了这个社会经历过的命运道路。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孕育了伟大的艺术。这是一种原则：在普遍的幸福与和谐当中是不会有伟大的艺术的。个性和命运的抗争，是引导西方近代音乐获得其辉煌成果的一个主线，基础。正是这个ten鄄sion，我们应当感谢它。而且，它不仅具有近代的意义，一般而言，也具有普遍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实际上都感受到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追寻我们个性的理想，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拥有对生活的解释权，并且知道我们的愿望是那么真诚，而当我们在现实中受到严酷打击时，我们就再度能听懂贝多芬。如果我们放弃抗争，我们就告别了贝多芬。贝多芬不仅知道这种张力，表达这种张力，而且塑造了英雄。因为英雄最后战胜了命运。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一种信心和意志，我们会亲近贝多芬。 现在我觉得苍老了，心灵苍老了。我当初听不懂勃拉姆斯，那是晦涩的，阴暗的，经常有一团阴惨的气韵在他的交响乐中徘徊弥漫，没有、或者偶尔才吐出一线明朗的东西。后来我慢慢喜爱了勃拉姆斯的音乐。为什么？他承认了个人的渺小，他知道个性和普遍真理的连接是万分困难的，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希望就退回到了内心，在严寒之中，我们听到丝丝温暖，它代表尚存的希望和慰藉。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不免深深感动。我们一路从贝多芬走到了勃拉姆斯。现在年近五十的人，大多都能听懂勃拉姆斯。此外，还听得懂布鲁克纳，那是朴素的神秘，是从大地上自然流露的情感。这表明我们的心灵发生了重大变化。 贝多芬到了晚年，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特别是他著名的室内乐，流露出对于世界的一种与他中青年时期不同的理解。不列颠百科全书“贝多芬”词条在讲到他的晚年音乐时说，他给世人“打开了新的音乐视域，现在还很少有人能进去”。实际上，我们现在能进去，我相信。 从西方近代音乐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历程，最终归于这样的结论：第三等级的理想的尘世反而成了今天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先兆。但不管怎样，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提供了领会世界的各种角度和视野，它是如此丰富，既有伟大的英雄主义，又有悲观失望的情绪，既有虚无主义，又有宗教情感，既有柔情似水的爱情眷恋，又有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这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我们在其中阅历人生。 关于音乐，哲学家说过许多话，凡是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对艺术的各种门类中总是挑选音乐作为给予最高赞扬的艺术。我这里仅举黑格尔的一段话为例，黑格尔说：“如果我们把美的领域中的活动看作是灵魂的解放，摆脱限制和压抑的过程，因为艺术通过供关照的形象可以缓和一切最酷烈的命运，使它成为欣赏的对象。把这种自由推向最高峰的就是音乐。”这是黑格尔对于音乐的赞美，见于他的《美学讲演录》。还有一位和他同时代的同样重要的思想家叔本华，也在艺术的各种门类中认为音乐是最高的。尼采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一直想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文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要有一种深切的体验的话，我们必须至少有三种修养：音乐的修养、哲学的修养、诗歌的修养。特别是，在西方古典音乐中我们还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命运。 知识分子是什么概念？在西方而言，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群体：当教会衰弱，当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社会展开的时候，取代教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用他们的理论或者艺术来表达、体现，来最敏感地表现这个社会展开的命运般的过程。他们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来体验这个命运，包括个人生活的许多细节、曲折实际上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真诚的，他们过自己的一生并不是社会安排的。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往哪里走，并且为真理而奋斗，身体力行。他们用个人的体验来表达整个欧洲各民族的命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体验、表达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所以自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不论是哲学的还是音乐的，都体现了这种过程。因此他们的世界不仅具有个人意义，他们的传记不仅具有记录一个伟人的日常琐事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普遍的投影的意义。就像尼采，他一生的许多坎坷和痛苦实际上都是代替欧洲人在体验着文化的命运，他没有给欧洲人以真理，但预先经历着欧洲人的痛苦。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尼采，我们同样应该这样来看待欧洲古典音乐和这些音乐的作者。当托尔斯泰聆听柴可夫斯基著名的《如歌的行板》时，感动得潸然泪下，说：“这是整个俄罗斯在哭泣！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音乐！”托尔斯泰为什么到晚年突然离家出走？去寻找他个人的许多原因？不！当托尔斯泰开始自觉写作的时候，他就用个人的生涯体验着俄罗斯的命运。于是当他感觉不到这个命运的出路的时候，就一定会晚年出走的。 这群知识分子在各自领域中体验民族命运，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吗？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们就应回顾。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说出了真相，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一种普遍的价值能够给我们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可能性。因此，我们如今是在个人的灯光下聆听音乐，在个人的灯光下思考哲学。在聆听和思考的时候，我们别错过伟大的作品。它们是一种养料，我们的心灵因此变得丰富起来，也许还汲取了力量。 在艺术当中、在哲学当中，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它给我们以心灵的充溢和伟大。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 我喜爱哲学、文学和音乐，这都是我人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是渺小的，但是我们投身于一种普遍的关怀之中，比如说关怀民族的命运、关怀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关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这种关怀中作出自己一点微小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可以影响别人，那就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幸运。我们是孤独的，但是我们又不孤独。所以我们通过哲学、通过艺术而不孤独。这都是我们的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对哲学感恩，对艺术感恩，对音乐感恩。是哲学、艺术这些天下之公器啊，充实了我们一生的意义。今天，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一种强大，但是那种数量上的强大是我不屑为的，比如说我有多少资本，比如说每年我发表多少文章。我们珍惜我们唯一的一生，我们种下慧根，让我们这一生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却总是活得有意义。在艺术当中、在哲学当中，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它给我们以心灵的充溢和伟大。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 人文研究与“书呆子” 各位同学，我有点不安。因为这个称号哲学王子。该怎样理解这个称号呢？我比较宽慰的说，王子表示年轻。那就是我还年轻，我是哲学青年，如果是这个意义，那我还比较高兴。今天我没有很重要的学术观点带给大家，我的话题已经写在黑板上，那就是人文研究与书呆子。我看博雅节系列讲座，前面两讲已经讲过。朱维铮先生讨论中国学问的学与术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张汝论先生谈论的话题，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但看这个标题“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共谋关系”。那么今天我的话题与前面他们两位的话题可能还有点联系。因为在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基本问题——人文研究在当代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说我有什么精到的见解，我只是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偶然间看到一份白领报纸。是其中的一个版面。这份报纸印的很精致，纸张也很好。这个标题也很醒目，说“文科男生的自白”，因为我教文科，那么我就关注这篇文章，看了以后觉得很有趣，在讲我的观点之前，我先把这篇文章笔精彩的段落给大家念一下，以便“妙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这是一群不幸的人，他们就是歇着，也不忘记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比如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芸芸众生当然答不上来。可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嘛？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是他们最擅长的伎俩。其实宇宙人生给他们两辈子他们也弄不清。就去寻找答案，于是渐渐的一种崇高感、悲壮感就慢慢包围了他们。似乎人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都等着他们去解决。书读的越多，对书就越依赖。你如果见到一个文科男生突然欢呼雀跃，别以为他见到了一个十年前的姑娘，说不定是见到了一本十年前出版的就书。不知不觉他们用书里的世界代替了现实的世界，用想象代替了事实。当然最终弹们肯定要碰壁、吃亏，到了这个份上，人们就给文科男生一个雅号：书呆子。这是最经典的、最核心的一段。这一段的核心思想就是：对文科研究有热情，有理想的文科男生难免要沦落为被现实世界所嘲弄的书呆子。看到这段文字我不觉对这位作者产生一种感佩之情。第一文字写的相当不错。极具揶揄调侃之能事。第二也难为他理解文科研究这条道路上的艰辛跋涉有多么难。另外还有一段文字透漏了这位作者立场的，我也念一下：要知道那个年头（八十年代），就凭几首歪诗就能骗的芳心。现在那，把诗行行变成命令行吧，这样才会是芳心倾倒。因为据说程序现在是按行计价的，文科生那，快一边歇着去吧。我们不必计较他的措辞，他的用意是好的，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不能用文学或者思想来换取芳心。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不过我想至少他还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好像认为我们文科男生智商很低。低到不知道现实世界究竟状况如何。那么文科男生，譬如到复旦读文科男生是不是智商很低的就能进来?实际上即使是一个已经变成书呆子的人也不至于不懂得基本现实。它的低级错误的前提就是现实世界的原则是最高的。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市场经济世界，在市场经济世界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有意义的？强者不是用思想或者文学，而是你拥有的资本的数量。这一点恐怕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他把这一点作为调侃文科男生的基本依据。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 那么我要倒过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是书呆子。当代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实证主义的，一个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生存，那么它的共鸣成就用什么来衡量，不是用思考人生的心得体会，使用资本来计算。大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很聪明，而书呆子是聪明的反面，大体是这个意思。书呆子为什么不聪明，我指的主要是人文学科的书呆子。现在你捧着一本计算机书在那里津津乐道，绝对不是书呆子，因为那是可以用命令行来换钱的。你捧着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我的意志和表象》，那绝对是一个书呆子。世界不是你的意志和表象，世界要用计算机语言来构造。所以，我给书呆子下一个定义：是生活、活动并且栖身于人文典籍世界中的。他们与现实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这样的人可笑不可笑，可怜不可怜、可悲不可悲？这是我今天讨论的主题。 下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你到底有什么理由待在里面？即人文典籍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民族在他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所拥有的种种思想、种种行动、种种信念、种种遭遇、种种奋斗的意义的精神体验。能够被列为人文典籍的作品，他的确记载着一个民族的现实历史，以及这个民族的思想、信念、行动、遭遇、奋斗、苦难，这种记载意味着精神上的体验。然后这个书呆子就沉淀与其中。如果你喜欢这种精神体验，并且能够理解他，你难道会不懂得人生嘛？假如说懂得人生只是意味着我们对现实厉害关系、因果关系有一种清晰的了解，就是懂得人生的话，那么这是对懂得人生的一种降格的说法。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有一个进程的提炼，并且能够理解它的人。难道不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懂得人生嘛？这是一个要提到的问题。当然这种提炼只是提炼，他并不是给出我们指导生活的金科玉律。你拿一本书说这就是我人生的指南，你拿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我的意志和表象》说这就是我王德峰的人生指南手册，肯定不是这样来理解。叔本华的这本著作代表对人类、对欧洲民族它的苦难，它的民族的重新建构和理解。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精神的提炼，对欧洲生活和演变的精神提炼。这种提炼意味着真理探究的道路。这本书对于我不是一本金科玉律，但是一本记载了曾经有过的的对真理的探究。你难道不愿意从这种探究中获得最大的教益嘛？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对真理的探究呢？人文文献是什么？是一部人类精神史。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一个民族它的历程就是一部巨大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是由它的宗教、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相互关联构成。所以人文研究在解读人类精神史。具体而言，解读人类精神史就是解读这个民族或是那个民族的精神史，这种解读有什么意思哪？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感觉到这种解读已经沦为空谈了。实在是一种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的活动。他大概和下围棋有差不多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把人文研究送到大学的棋艺馆之类的部门去。现在就是来解释人文研究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或书呆子，对刚才我讲的这部民族精神历史的巨著，对它的研究绝不是敲开利禄大门的敲门砖。而是用来解释、理解、批判人生的手段。 为什么要解释、理解、批判人生？我第一句话要说：人在根本上是有限的。倘若我们仅仅是有限的，其他就不要再多说了。问题是人本身同时又是渴望无限的。这话跟庸夫愚妇们讲也没有什么意义，而每一位庸夫愚妇是芸芸众生中一员。其实都渴望无限。 我喜欢讲“ｌｏｖｅ”这个词，今天我还要讲。在我们说当中我们容易明白一个道理，比如你恋爱了，真正恋爱了，你最忠诚的愿望是什么？你一定希望这份让你心驰神往的爱不会像朝露一般轻易的蒸发掉。你感受到爱是伟大的东西。伟大的东西是不朽的。这不是我硬要用哲学的词藻翻出用到男女上去。而是“ｌｏｖｅ”本身如此。你们两个人爱的如此深切，现在假定这个客观环境压制着你们，阻止你们爱走向结果，使你们能爱，但不能结合，这时你心中冒出来的最深切的愿望是什么？你会想：我们相爱是一种奇迹，是千年注定的缘分，今生今世不能结合，还有来世的希望。咱们就今生有约，来生牵手。来世是什么？是超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自然而然超越实际世界。自然而然相信一种属于人生幸福的东西。你不愿意相信此时一个科学家说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所以爱情和一个苹果是一样的。满满的成熟、丰满又满满的腐烂。爱情也是这样的东西中的一种，你为什么要难过？你说：不，我此刻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我一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没有任何人逼迫你，不是复旦大学文史哲三个院系老师每天逼迫你相信人文主义。没用的。如果你“ＦＡＬＬ　ＩＮ　ＬＯＶＥ”，并且受到阻止，于是你就是人文主义者。于是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它即是琐事的幸福，又具有超越性。于是它是不朽的，但我们希望这不朽的东西在现实中有又是现实的，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的向往激动，也包含着痛苦。有一位思想家认为当今已经没有真正的爱情了，我认为这样恐怕太悲观了一点。霍克海摩尔——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它对当代人类生活现象的描述是悲观主义的，据说当代人类生存的现代性状况会把超越存在清洗掉，于是爱情的烦恼只是琐事的烦恼。爱情中的烦恼不再具有大悲大喜，不再具有悲剧的本性。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上帝安排的爱情不会因为一个时代的特殊性消灭掉。我的信念总是建立在这一点上。假如欧洲人的宗教在根基上已经衰落的话，欧洲人的艺术也在这种根基上没有源泉的话，那么哲学在今天也是处于失语状态。那么还剩下什么？还剩下“ｌｏｖｅ”，让我们从数字化走出来说还有超越性存在提示给你。什么提示给你？不是艺术提示给你，哲学整个变成科学的附庸。今天哲学学者都在论述科学的东西，并且自己力图具有科学的地位。但海德格尔不属于这一类，马克思也不属于这一类，但是当代哲学在学院派展开的研究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哲学已经衰落了，我们必须拯救哲学。但要有生活世界的基础。你们如果谈恋爱，那就是帮助我们拯救哲学的基础，。从“ｌｏｖｅ”可以看来人生要成其为人生，那么它的人生价值必须包含着超越性。其实不仅是爱情，只要是属人的，必定包含着超越性。对当下实际情景的超越，当下实际厉害联系的超越，没有把办法从其他领域获取，只有一个领域叫人文。我们读一部小说，我们读史学著作，我们读一部哲学著作，我们获得什么？获得对超越性中感受、领悟。一部史学著作并没有给我们确定无疑的定律。一部哲学著作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小说更不要说。我们读小说，读到的只是我们内心中本来有的东西，只是它隐藏在那里。那么，内心是什么？人类心灵最高的部分不是理性，是性灵。性灵是人内心中一种最高的能力。如果用西方人的说法是想象力。康德哲学本来的任务是研究理性世界的能力，但探讨理性基础的时候，他发现了先验的想象力，这个先验想象力的基础是什么，他不敢追问，否则它的整个哲学基础就会动摇了。原来理性建立在非理性先验想象力基础上令他非常恐惧。先验想象力一直是中国思想核心部分。中国人理解人生宇宙完全从性灵出发。西方中难之又难却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础。性灵是什么？是超越性存在的领悟能力。 我在艺术哲学讲艺术运用符号的方法，比如文学。他不是把符号按逻辑关联起来，而是用想象关联起来。比如有三个词语：春天、冰雪、融化，怎么用他们组织句子？你可以说：冰雪在春天融化。表示陈述一个事实。但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用春天做主语：春天融化了冰雪。我们想一下二者的区别？后者是不是只局限在陈述了一个自然现象？第一句春天充当了时间状语，第二句中春天充当了主语，从时间状语换乘主语，这句不仅仅之表达了一个自然现象。他一下子打开了意义域。他有可能引导我们去领会一种超越性存在。于是一位诗人写到：春天融化了冰雪。这个冰雪未必一定指自然界中的现象。所以，我们称之为综合性的艺术。是艺术语言的方式。语言的艺术用法，即文学。在文学中我们读到的句子绝不是一种概念。而是启发一种超越的存在。我们对一切作品的真正的审美愉悦来自对超越的领会。作品启发我们、暗示我们，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一些信息、知识，而是构成我们生存价值的基本内容。我还举过一个例子，即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我们说这是一首诗，他为什么是一首诗？而不是一篇散文。因为它并不是告诉枯藤、老树、昏鸦等等这些实际对象，而是构成启示、启发超越性存在的视域。我们在这首诗中读到的不是知识，而是感受人生的一种深切的体验，是超越性存在的一个方面的打开。我们人生的真幸福是什么？我们能把自己有限的存在取通达那超越性的存在。不是抛弃有限的存在，而是在世人间烟火的同时我通达了超越性的存在。让食人间烟火变得具有不朽的无限的价值。这就是人生之为人生。把这一切超越性存在加以表达，以及回顾一个民族曾经达到怎样的超越性存在，曾经建构过怎样的超越性存在，以及又怎样被解体的历史，这是人文研究的真实性内容。我们不能说人之为人的幸福只是属于经验中的状态。安其本性是与超越性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的丧失就是我刚才讲的真正的痛苦。我们丢一些钱，我们会很痛苦，但这不久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假如我爱着的女友说“ｓａｙ　ｇｏｏｄｂｙｅ　ｔｏ　ｙｏｕ　”，我就会体验到深深的痛苦。我和那个特定的人建立的爱情是超越的，具体的人在这种超越性存在中只是超越的载体。我们当代人是不是把它看成文明的基础？按照计算机命令行，你打一个问题，他告诉你：找另外一个人。并且大约有几种路径。也许你说我终身不再用这样的路径。这意味着你领会到超越的存在。这是我们灵魂的事物，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回避掉的。 下面我要谈这种超越性存在不是闲谈或者虚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马上可以理解进入人文思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激活性灵中幸运一部分。我们灵魂中最高的部分是性灵的力量。假如你是一位人文学者，你进入历史，你读到的是不仅是事实。但可能你采取科学的方式去读，按读物理的方式总结某段历史时期大约有几个部分，把这些知识点记住就把握了这段历史，如果这样读，还没有进入人文修养，如果你是自然而然的读，没有带着课程任务和课程规矩，那么你就会不仅读到历史，而且读到一个民族历史上悲喜交集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悲喜交集的命运写在它的史学著作中，它的哲学著作，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基本事实。你们每个人想到人之为人的存在约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上，你们考虑一下民族的命运，那么人文领域给你打开了一个精神财富的世界。 你从史学著作中读到悲喜交集，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外人一看：书呆子。用书本的世界代替了现实的世界，久之，对书有越来的依赖，就用书中的世界排挤了现实的世界。我们从史实中读到了悲喜，这种悲喜就意味着关于事实之外的一份感悟哪？假如你对维新变法的失败感到悲哀的话，你一定感悟了什么。本来我与维新变法相距很远，何许悲喜？但如果你产生了悲喜，你不是对超越性存在产生了感悟了嘛？这个感悟是我们民族的命运，是我们民族的理想、民族的价值的生死存亡关头。 我们读历史读出了悲喜，我们就有了感悟。就走出了超越事实的限制。就进入了超越性存在的领会中去。理解自己悲喜的性质的意义，于是你知道要把这些感悟上升位思想。你为了到达这种理解，这种理解不是自然科学上的了解，你一定要返回事实。重新返回当下的历史的事实。你才可能形成思想或理解别人的思想。除了看书，你还会返回当下和历史的事实，就是事实过去了，你当下还处在那个世界里。那没当下世界一定激发你的事实， 你不读历史，你对当下事实视而不见。而你读历史，你有感悟，有悲喜，那你就把当下给了解了。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万份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看成从天上掉下来的规则，我们知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西方移植来的。但我们还要知道这个规则的展开又不是西方的，在这种矛盾当中，我们不是西方人，却是用西方的规则。我们的痛苦就应该追寻着一切的来历。民族诉诸自己的理想就是对暴力性存在的领会。你就会思想，这思想就是发现我们民族对各种超越的存在的领会的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在这种连续性中包含的对历史的筹划。 我不知道张汝论先生怎样讲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谋关系，我认为知识分子正逐渐把学术研究变成一种纯粹知识的探究。并成为一种职业。于是我们都拿着人文学术去获得生计的敲门砖。这是让人悲哀的。我们培养的至多是专家。我的讲课私下里给人一种印象：我只跟人讲崇高的东西。过分崇高了。我一再声明如果这里有崇高那是人的本性的需要，不是我安置的。痛苦人人都有，只是我说了出来。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当我们遭遇痛苦时，我们就容易追念以往的家园。我不同意。问题是什么？资本来到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中断历史。在我们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划一条鸿沟。资本意味着平等和自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发现了自我”。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有一点，我做事情不能妨碍你做事情。这就是平等。自我实际上被形式理性掏空了，所以我说当代民族是形式理性。现在我们剩下的只有契约原则。比如有一对中国夫妇生活在国外，有了一个孩子，一天父亲生气打了儿一个耳光，被邻居听到了，打了报警电话，于是警察来了，剥夺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那么这样一个家庭必定是痛苦的。我们抚养了孩子，却最终失去了他们。在我刚才引用的那篇文章里：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芸芸众生当然答不上来。可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嘛？但我要说，他们并没有活得好好的。我们很容易发现，现在中国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发达城市，就是农村也有了很大变化。你挣了很多钱，买了现代化的别墅，有种种高级电器，但是你缺少一个“love”怎么办？这就难了，因为我们缺少一个超越性存在。你怎么给他，用一套数学公式给他。所以他们家里必须有人文典籍，不是为了装潢。闲暇时不是傻乎乎的盯着那个电视，电视摊给他什么他看什么，那不行！应该读书！最好的是那种传统家庭围着炉子，有一个人读一篇小说其他人一起听，多么美妙。电视统统关掉，我们是做浪漫主义怀旧，实际上有的人说这是反动的浪漫主义，我们在科技兴盛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也是高节奏，我们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来获得知识就是我们的任务。读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在那里慢吞吞的，比如说《战争与和平》（十卷本），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你这种要求既愚蠢，又奢侈，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方式的奢侈，那就是一页值千金。然后请他读两个小时的小说，就变成一种奢侈。你看我们人类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一切都是很鲜明的。于是我们再度的说，这样的书呆子是多么难能可贵。他说他与这个现实的世界保持着距离。他生活牺牲于那个人文典籍的世界。他与其说是我们嘲笑的对象，倒不如说是我们羡慕的对象。看你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 你们今天有多少人这样说，我就是这样的书呆子，很难。因为大家都很聪明，大家都知道实际利益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怎样做，怎样获得一个成绩单。这个课程设计表如何让我适应各种单位，这多么得重要。这样的人就不是呆子。捧着人文典籍不放的人，看到一本旧书眼睛就发亮的人，这样的人呆啊，实际上这样的人很幸福。当然我想他绝对不至于养活不了自己，那双重所迫是肯定的，那么他智商在，你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儿。那么就是说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招生低能的，他要是去外面混一碗饭吃总是能的，问题是这碗饭混好了，他觉得差不多了，又捧起人文典籍了，这才美妙。所以在今天真正可悲的决不是书呆子，而是那些执著于实际的世碌之人以及相关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真实价值的聪明人。如果一个民族不再有人愿意做书呆子，或者至少做一段时间的书呆子，一个民族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就足堪忧虑了。这个民族整个的就是可悲的。 下面我想讲第三点，人文研究的真实任务。只有人类是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我们不采取基督教的观点，好象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是上帝预知的产物，不，人类就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那问题就是人向来是在盲目中创造的。所以人的创造物对人来说既是价值的实现，又可能转变为对人的价值的威胁和危害。那么人文研究的真实任务就在于通过回顾这种超越性存在的形成、建构、解体、转变，发现什么，发现这种人自身创造的事物，对人构成威胁的来源。比如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是在对一定超越性存在的领会中创造的，没有欧洲近代的人文精神，就没有欧洲近代的自然科学。而我们现在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回事，人文学科、人文关怀、人文修养、人文研究是另外一回事，这实际上是错的。一种科学，比如说，伽利略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那么这种科学为什么不在古希腊的时候一个叫什么略的人就把它发明出来呢，因为是不可能的。人类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要经历过这样一个整整的古代时期，才可能转变对超越性存在的理解。在这种新的理解当中，才可能产生今天统治我们的科学。于是人文研究再度把科学作为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在科学中研究，而是研究科学。这也是人文研究的重要方面。所以，人类生命的尊严，人类生命的幸福感，都是人自己树立的，因此它也是由人类自己来摧毁的。所以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隐敌，人自身乃是最大的隐敌。解开这个谜底就是人文研究的基本任务，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种简易活动，至于这个简易活动它怎么做，这个谜在哪里，这是思想。举凡人类一切活动，它都有对超越性存在的领会作基础，然后把这种领会找出来，赋予它一个自觉的形态，叫思想。所以人文研究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在一个时代，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始终守护思想。我们今天谈论思想会想起逻辑思考，这是近代西方对思想的一个曲解，思想首先是一个原始的不是一个逻辑的东西，思想原始的是体验，是感悟，并且把它纯粹的表达出来，这是哲学的本务。象征的表达出来，这是宗教。感性的表达出来，那叫艺术。所以在艺术、宗教、哲学当中，他的真实内容就是思想。所以人文研究的真实任务就是守护思想。 守护思想是守护什么，良知。良知人们都有，我们刚才讲在人文当中的痛苦，也是良知的体现。我们不要把良知这个东西局限在道德范围，或者说道德的整个基础也是对超越性存在的领悟。所以在对超越性存在的领会的核心意义上说，良知就是这个东西。当我们读那些伟大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被启发，而不是灌输给我们本来没有的东西，那叫科学知识。而是它启发我们良知中固有的东西。通过文学作品，我们人类的思想守护住了，良知守护住了。而个人都有良知，所以我们能够进入人文。但是这个良知是容易丧失的。还有一点就是人文研究达成任务的基本方式是历史的研究。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人类良知，看成是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不能把人类对超越存在的领悟看成是一旦成功就不变的东西，它是个历史过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人文研究，无论是史学的，哲学的，文学的，语言学的，都是历史。那么它的研究具有根本上的历史性，也就是说它探讨的是真理的历史。通过探讨真理的历史来守护思想。所以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是对的，他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就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就概括了人文研究的真实任务：一，历史，二，灵魂，三，命运。今天一谈论命运这个大视野，后现代主义者就要跳出来说我不好，说我又这样宏大叙事。不是说你不要宏大叙事，命运就消失了，我们始终在民族的命运中。 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守护思想的书呆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魏巍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抗美援朝。如果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复旦校园里的书呆子，那我每天都感动着，激动着，欢呼这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如果从来没有呆过，他就太无趣味了。居然像马克思那样呆了一辈子，那是要付出幸福作为巨大代价的。如果你站在幸福这个人人都知晓的理由上来贬低书呆子，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因为你这种贬低的态度只有证明你在性灵上的缺乏。当然，你可以终生追求舒适的幸福，这是你的权利，也并不证明你是渺小的。但是倘若你不能保证对书呆子的敬重，尽管可以追求舒适的幸福，那是没有良知的体现。所以这是我对开头那篇文章最后的回答。当然我们不必过于认真，这个时代希望大家都轻松一点，但是他说的比较严重。我不得不比较认真的回答，他把我们描绘得那么可怜可悲，我第一要感激他知道我们艰苦，第二我们要回答他你的立场是错误的。因为你不知道人文研究是那么的难得，那么的重要。你无形中在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资本的原则，实利的原则，实证的原则提供辩护。你把这个原则看成是人类的真理所在。 我告诉你， are wrong。最后我愿意引用一段话，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个故事主人公叫阿宝，他天性很痴，痴呆，痴傻，不是智商低的那个痴傻，而是那种专注，执著，那么这个人最后是得了一个好结局。在故事结尾，蒲松龄评论说，性痴则志凝，故书痴者文必恭，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魄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也。以是慧黠而过，乃是真痴。我看了这段话，叫绝，好。他鼓舞了我，因为我很痴。 经典阅读与我们的时代 开场白：别指望读通人文经典 能够阅读，喜欢阅读的人多半会有个感觉：人文经典总好像是读不懂，也许读了一辈子也没读懂。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我懂了三句话，后面的全不懂。但是，只懂了三句话，已经让我终生受用了。这就是人文经典和科学经典一个重要差别——你别指望能把一部伟大的人文经典终于读通了，每句话都理解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句老话“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一部《论语》还了得？倘若你没有治天下的使命和抱负，那你也不需要半部《论语》。但是，《论语》你一定要读，至少懂三句话，这样，我们就来阅读经典。 中华民族终于开始关注思想了 今天，中华民族对人文开始了普遍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用现代传媒的方式表现的，央视有《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有《文化中国》，其他城市还有类似的节目。这被称为“国学热”。 “国学热”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长大的，80年代初，我是一个青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将近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最关心的学问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那时候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第二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关注社会科学，所以第二个阶段是“社会科学热”。社会科学当中，最热的是经济学、金融学，后来是法学，政治学。现在开始似乎进入第三阶段，对人文的召唤。复旦大学老三系——文、史、哲的学者向来很孤独，一直被边缘化，但是现在频频被社会所召唤。人文学者居然也会成为明星，像易中天，于丹。这说明我们民族开始关注另一类学问了。 人类的知识体系分成三大类，用英语来说第一类是naturalscientist，第二类是socialscientist，第三类叫humanitist。前两类都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类不是科学。有人把humanitist翻译成“人文科学”，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scientist的意思，因为人文的学问不是知识的体系。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史学也不是，虽然史学包含大量的历史资料，但光有史料是不能够构成史学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不是知识的体系。语言学现在虽有一点科学化倾向，但是其内在目的都是属于人文领域的。所以humanitist最好翻译成人文学科或人文的学问。这很要紧，我为什么强调它们不是科学？文史哲都不是科学，宗教学也不是科学。尽管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也只不过是为史料的考证提供手段，而历史的事实还要在理解中才能成立。那么文史哲的热，说明我们现在在追求的不是科学，而是思想与智慧。 西风东渐与东风东渐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主流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启蒙的任务也就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打倒孔家店。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以为这样就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五四到今天将近一百年，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西方科学乃至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真理不能向外面求，这一点被普遍意识到。当然五四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大大打开了国人视野，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病症。但是，如果想要赢得一次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这种复兴如果脱离了我们民族文化根基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比较早就有人说，但响应者寥寥。真理就在西方，这是一种普遍的意识，直到今天这种意识还非常强烈。 但是毕竟国民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的智慧，它的传统精神对于我们民族安生立命来说更是无尽的财富。这一点逐渐的被意识到，这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国学热”将走向何方？大家都在关注。于丹也算功不可没，但是不能停留在她那个水平上，这也是一个我们都已经认识到的事情。这不是以一种学术的傲慢来指责媒体对经典的通俗演讲，因为在对经典的通俗演讲当中铺展出来的大体还是知识、故事，有没有哪个讲坛能在经典的阐述当中引导观众进入智慧的境界？很难。 比如说我，《百家讲坛》制片人打了几次电话叫我去。我说我不会说故事，不会说故事就不讨好，对吧？不讨好吧，收视率就降低，所以我婉言谢绝。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自己没自信。我不敢说我在《百家讲坛》那半个小时就能引导观众进入思想深处、智慧的境界中去。这对我是莫大的考验，恐怕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只有一个人、或者若干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比如冯友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文辞表达平易近人，并没有玄乎而深奥的疙疙瘩瘩的表达，读进去很清新、很明白，但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样的水平才堪当史论。 我们现在身处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这紧要的关头我们还没完全进去，正在逼近。这个时候为什么需要阅读经典？ 我们民族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 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是崇尚科学，这当然不是一个毛病，但如果从崇尚科学变为科学主义，那就是毛病了，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会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能解决许多问题，我承认。但如果此刻你失恋了，请科学来帮助你。失恋的痛苦是如此深刻，以致于你要找人倾诉。倾诉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那个朋友倾听了之后说：“把这件事情放下吧，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很对、很有道理，诉诸理性、很科学。你头脑上接受了这份道理，因为它完全符合理性。但是你的头脑刚刚做好这个决定，心里便一阵难受起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于是你再到图书馆去，找一本治疗失恋的书，你找到了《爱情心理学》。那是科学，心理学一个分支的运用。你从中知道了爱情过程当中心理的某些特征和规律，甚至包括恋爱技巧。可是爱情不是用技巧来获取的，因为爱情不是这样获得的，而是跌进去的，叫fallinlove。你自己都不知道，就fallin了。 我们的民族现在也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之中，它与资本谈恋爱。从改革开放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跟资本谈恋爱谈到今天，终于失恋了，于是大痛苦来了。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强大的社会科学学术力量，但是他们联合起来也无法克服那个失恋的痛苦。 我们是以中国人的方式跟资本打交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状态之中，其实我们离开资本主义还相当遥远。为什么这么说？我想请问各位：今天中国有市场经济么？我说没有，中国今天遍地都是市场，唯独没有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结果不受任何超市场的力量和资源的影响。但是今天中国的市场活动，大量援引超市场的力量和资源。所以现在有人说有两套规则：一套叫“显规则”，一套是“潜规则”。 中国历史上的智慧和文化精神没能够让中华民族玩资本，或者说和资本恋爱，所以现在这个痛苦就比较深刻。痛苦来了，知识帮助不了我们，科学帮助不了我们，于是，开始去寻求智慧。 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 佛教讲慧根，“宿慧”。六祖慧能是个文盲，三岁丧死，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了靠砍柴卖柴维生，一个普通的、低微的劳动者，却有智慧，有慧根。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当中的八个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便“心中突然有悟”。 这说明文化知识的积累并不一定能产生智慧。你学了很多，成为科学家了，却未必有智慧。你有很高的智商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以至于能够研究物理学中的前沿问题，但未必有智慧。当你痛苦的时候，你虽然是个科学家，却终于成了一个宗教徒。这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上屡见不鲜，一些重要的科学家同时是基督徒，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那么，丰富的人生阅历能产生智慧吗？这里面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你以为他是智慧老人啊？他能告诉你许多精采的人生故事，但要是你请他帮你启发几句，他讲出来全是就事论事的话。所以人生阅历的增多未必一定产生智慧，但是没有人生阅历做底子，也不会产生智慧。人生阅历是智慧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智慧产生的充分条件。 慧能有个朋友天天在家读《涅磐经》，有一大段文字总是不懂什么意思，便特意来请教慧能。经书递到慧能手中，慧能又把书还回去。慧能说“我不识字。”那个朋友就说“字既不识，何能会意？”慧能当即回答：“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一句话就点悟了这个人。这个人几年来都在从文字里面讨真理，那叫“文字执”。慧能一句话点悟了她，就叫做“破文字执”。 单纯的文化知识积累、单纯的生活阅历增多，并不能保证给我们智慧，那怎么办？我们究竟有没有慧根？也无从测量。如果我们想要面对痛苦仍然有力量的话，仍然能够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的话，如果我们想这样寻求智慧的话，那么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阅读经典。 人在资本中丧失根源 “在资本中我们正在丧失人类的根源。”王德峰如是说。 为什么马克思的名字能记载在人类史上呢？王德峰提到，马克思能成为千年伟人，主要因为两部书——《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宣布了人类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必定消亡的规律。两部书分别进行了共产主义的论证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将永远是一个错误。” 王德峰说，当今一代不再可能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论证，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并不是从道德伦理出发，而是进行哲学的论证。 谈到资本主义的批判，他对学子们讲起自己的故事：“曾经，每天下午4、5点办完事后，我就很喜欢逛上海淮海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商店，和售货员一来二去的就熟了。当时东西都很贵，而我特别喜欢那款日本出的先锋音响，但要15000元，这对我而言是天文数字，我每天都去看它，也有机会听它，因为别人买的时候要试音。我很喜欢交响乐，于是就跟售货员谈起音乐，从巴赫谈到巴罗克音乐，再谈到贝多芬……大概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欧洲音乐简史’。”在同学们的笑声中，王德峰虚构起了故事的下文，“然后我就问售货员，‘你觉得我懂音乐吗？’售货员说‘懂’，我就问，‘那你要不要让我把这台音响搬回去？’售货员以为我是疯子，接着有一个顾客来买这台音响，问了问音响的情况、价格，就买下了，于是我就在旁边想哲学语言。” 王德峰感叹道：“我讲的语言是哲学语言，而买音响的人讲的是货币语言，但现在的人的语言成了疯子的语言，货币的语言成了人的语言，成了异化了的人的语言。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哲学，在资本世界里这叫私人爱好，资本不承认我研究哲学的劳动。人越来越与整个世界市场相联系，我可以穿着睡衣，喝着咖啡走进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不小的进步，资本来到人世间带来伟大的发明，但我们仍然要批判它，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手上没有抽象劳动，你就没有power。我们是人才？但后面还要加两个字——资源，人才是被资源所使用的。雇佣与被雇佣，支配与被支配，这仍将支配着世界的发展。” “就像超级女声，超女也只有走入资本中才能存在。掌握资本，就有了社会责任，财富给了我，我该怎么享用它，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学哲学的人一辈子都在问自己会做出什么贡献，就怕空谈误国。马克思在当下仍然具有生命力。” 也谈足球：足球需要意志的对抗 “我平时不是球迷，只有在世界杯时，才成为球迷，四年一次啊！想来想去，每次就就世界杯能够让我激动一下。”王德峰吸了口烟，接着说道，“我思考了一下，中国到底什么球打得好呢？中间栏了个网的球！看，中国篮球不行吧，排球倒可以。”在全场的笑声和掌声中，王德峰分析说，足球是一种文化，需要整体配合的能力和整体的意志，“我喜欢看到足球的‘战争’，喜欢看意志的对抗，我原来特别喜欢德国队，他们能一直坚持到终场。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欧洲足球要强于南美足球。踢球不能太看重比分，而要拼搏。” “中国人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王德峰继续说，“搓麻将！”搓麻将赢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别人，大家心里都各怀鬼胎，“我这样一讲，好像就把丑陋的中国人描绘出来了。当然，中国人也不会把别人往死里打，法里有情的界限。” 谈到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王德峰表示：“人类要真正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好几个世代，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但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相通的。中国哲学的发展缺少动力，于是引进了西方近代哲学，但西方近代哲学讲求的理性主义与中国哲学不相通。而马克思主义更早地完成了哲学革命，感性哲学的革命是哲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哲学在将来的发展中，应该将中国哲学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相结合。” “哲学不是知识，搞哲学的如果理智，可以理解哲学，但不能创造哲学。”王德峰最后这样提到。 恋爱的哲学 恋爱与哲学联系到一起是为难我，据我说知，大部分的哲学家都没有恋爱过——黑格尔，康德（对人生这种欢乐的事情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待）。恋爱是哲学家思考的一个重要话题（点一支烟，笑死）。 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会回忆自己少年时的爱情，一个上海老太太看了十场红楼梦的电影，还带了一堆手帕去（笑）。 所有的人都会谈论爱情，当然儿童除外（笑），男孩子特别喜欢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出英雄救美，我小时候二年级干过这样的事情（笑），我小时候很弱的，但是只要在女孩子面前，女孩子被人欺负，我就会在敌人的眼里看到怯懦，我就变得很强大（狂笑）。 两个第一次相见的人会觉得似曾相识——一见钟情。红楼梦说出了爱情的真象。爱情在哲学中既是经验的东西，又是超验的东西。超验：恋爱中的痛苦延续。 舒婷——《我爱你》“是谁，在沙滩上写了我爱你三个字，路过的人，都染上了无名的相思。”进入爱情中，自己不知道，那个英语说得好，FALL IN LOVE,FALL IN，没有任何准备。爱情从来不是理论。 哲学关于爱情思考的问题 1.人类最微妙最伟大的情感是爱情，当然母爱也很伟大，但是要生个孩子出来，生孩子出来的前提是什么？（笑，鼓掌）古代的爱情要服从于亲情的伦理，要把爱情同化在亲情里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指腹为婚，这样省了多少麻烦（笑）黑格尔都主张先结婚后恋爱——被指定结婚的人，由于他们知道自己的命定，所以相互熟悉起来，于是产生了爱——保守的观点从来不把美满的婚姻看作以爱情为基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爱情并不是消失而是转换，重要的是谁能成功地完成转换。恩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 2.人类一般意义上的爱情：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能把生物性上升为社会性，叫精神的感觉或感觉的精神。爱情本质上是美学，不是伦理，夫妻的恩爱属于伦理。（又点一只烟） 爱情表现为对异性的人格的爱慕——男性看女性，端庄，温柔，文雅；女性看男性，慷慨，勇猛。你看我这个人，其貌不扬，但是可能某人看我就不一样，我那个独特的棱角，眼中的光芒吸引她（狂笑），我就是个东施，但在她看来就变成西施了（狂笑），这不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没恋爱过你就没孤独过，它不是科学的逻辑，是人格的感召力光看书没用的，你还是恋爱吧，我们必须经历人生中最伟大的学校——LOVE。 在恋爱的过程中认识你自己。爱情是座伟大的学校——刚刚恋爱的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阳光明媚的。谁在恋爱中没流过泪，这个爱情的程度要打个问号。爱情为什么如此神秘，拥有如此伟大的力量？那就是在人类生活中，两个独立的意识有彼此拥有的愿望。 如果你在爱之中，你征服了他，他也征服了你。失恋让人觉得心里有生活的苦难。爱情的起步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一见钟情——儿时积淀的关于爱情的理想在某个人身上感性地体现出来，其实你是在跟自己的理想恋爱。如果你走进婚姻，你就是在跟现实打交道，没有理想了。有些人因为害怕现实而躲避婚姻，那要不要躲避爱情呢？等会再说，（第三只烟）我们继续来谈爱情吧，这个话题太难了，至少两包烟～（狂笑） 什么叫浪漫，花前月下绵绵私语并不是浪漫，宝黛的爱情就有缺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山下乡，恋人们愿意一起同甘共苦，找到爱情的出路，这是个伟大的事业。 爱情和为自由的奋斗统一在一起，这个爱情就足够浪漫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缺乏了一种崇高感，关于卓越人格的理想消失了。 要学会感受什么是朴实中的伟大，什么是平凡中的崇高爱情应该有一种崇高的理念。爱情是精神成长中的一种洗礼，爱情带来了欢乐，但是欢乐中的苦涩也是根本的东西。 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少男少女的地方就有爱情。爱情是一种心灵的创造力，因为害怕恋爱的结果而不恋爱，是失去了心灵的创造力。 真正的爱，是两个心灵共同的创造。人与人恋爱的创造无法凝固在艺术作品里，所以爱情本身是一种悲剧性的。 当艺术家失恋的时候，伟大的创造就开始了：《幻想交响曲》——博了之，因为失恋而创作；贝多芬一路写下来都是好作品，他终生未婚；勃拉姆斯，在克拉拉的墓前拉了一首小提琴曲；柴可夫斯基——精神恋爱（柏拉图所讲）。 如我这等平庸之辈，都要明白一个道理，伟大的爱情能够分享到一丁点，就应该感到满足了，一丁点就够了（笑）。 爱情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爱情是永恒的，不是时间上没完没了，一瞬间就是永恒。只爱一次就够了，你看贝多芬，爱了那么多次，但是一直痛苦（笑）。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就像樱花一样，绚烂地开放，然后就没了（笑），日本人喜欢樱花，所以日本那个民族有一种悲剧感。 3.爱情伟大的果实——夫妻的恩爱 白头偕老——很平庸但很难做到，佛学上说几千年才修来的。在爱情的转折点——婚姻中，爱情从美学中走出来，转变为恩爱。 不是冤家不聚头，古代没有爱情这个词，古代叫俏冤家（笑），中国的智慧就表现出来了。老外不一样，说I LOVE U，你是我心中的花儿。谁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中国人! 你为什么主张独身主义，因为你害怕人生中另一种崇高的情感，你没有这个能力。 经过爱情这个美妙的阶段，走向婚姻这个持久的价值，应该把婚姻看作一种崇高的使命。 恋爱会有一种力量让你知道你是渺小的。不要害怕痛苦，恋爱本质中有痛苦的东西。 4.失恋了怎么办 爱情是充满缺陷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不要追求完美。 在爱情中我们是傻的，这种傻没什么可怕，因为我们平时太聪明了（笑）。 只需要真诚和自己的内心，在恋爱中切勿相信科学，面对爱情的时候，科学导致我们的遮 蔽。 在中年和老年的阶段，我们还能回忆这段宝贵的时光。 《时光倒流七十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我小时候不相信的，要把爱情进行到底（笑）。 倘若不敢承担欢愉和痛苦，灵魂还有什么意义，这还叫什么人生——舒婷，除非是屎壳郎的人生（狂笑）——屎壳郎推粪球，成功了没有欢呼雀跃，失败了也没有长吁短叹，那我们就过屎壳郎的人生吧～我觉得不行，这是人生，人生怎么能没有痛苦。 如果你被老板雇佣，在职业中的谋生过程，无所谓，就做个屎壳郎吧，资本就是一个粪球，你就推吧。（狂笑） 在恋爱中，我们的心灵获得了力量，变得成熟。 李叔同，弘一法师，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认真。他有过几次爱情，认认真真恋爱，认认真真学习，跟朋友打交道也认真交流，什么都认真～最后终于出家了（狂笑），出了家还认真。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认真，不要为自己的认真感到后悔。 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人往往不能互相呼应。失恋是一种伟大的痛苦，要能够欣赏它。什么叫心灵的力量？ENJOY YOUR SUFFERENCE，伟大的人都痛苦过。 还有一件事能跟爱情抗争一下，那就是革命，人生最大的幸福。爱情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要死要活。爱情不一定是两个人的私事。爱情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 1.恋爱影响读书？ 恋爱与读书本身是不冲突的。恋爱是个非常阳光的事情，既然你心灵在阳光之中，你读书会更好（鼓掌）。尤其你们学医的学习苦，可以鼓励你，动力大。我就是在大学恋爱的，我就是要显示给我爱的人看，这是父母老师强迫不出来的（笑）。 2.一见钟情是非常危险的（笑）恋爱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多会失望，主要是对婚姻而言。 3.当代社会的柏拉图式爱情 当代很少有柏拉图式爱情（笑）。 4.爱情没有技巧，一旦进入技巧，就是像猎取猎物一样。只有两个字真诚，真诚就是爱情的全部。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哲学的头脑，别相信科学（狂笑）。 5．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会选我爱的人，但我爱的人就是不爱我，那如果我选择了爱我的人，我们两个该怎么继续？ 这是琼瑶小说里的经典模式（狂笑），甲爱乙，乙爱丙，丙爱甲#￥%&……我的观点是，对我们来说，能爱比被爱幸福，有激情，爱能得到回应。所以我对你的问题就这样回答，你仍然去爱吧（笑）。 哲学体现智慧 艺术体验生命 王德峰教授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哲学王子”，“王子”和哲学似乎完全不搭界。想像中哲学的学习似乎是比较枯燥的，而王老师的授课风格却与众不同，极富魅力，激情洋溢，他的见解深刻，不时有笑语，深得学生爱戴。正如王德峰教授主张的“哲学、艺术成就了一生的意义”一样，他用艺术的手法讲述着哲学的智慧。 哲学和艺术成就一生的意义 哲学对于普通人有什么意义？就这一问题，王德峰教授的解释很与众不同，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成就了一生的意义。 “‘哲学和艺术成就了一生的意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命题。”王德峰教授解释到，“这里所说的哲学不是专业的学问而是哲学思想带给我们的一种智慧，我想这一点对普通人也一样，一个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智慧，这就是他的哲学。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哲学纬度和艺术纬度，如果说哲学是智慧，那么，艺术则是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它用形象的语言表述着人的一生，所以这句话对每个人都适用。”王教授认为如果一个人一生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任何自己的智慧，或者他的一生与艺术没有任何的关联，那是可悲的，同时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 “静心地思考一下，其实择业并不是人生全部的意义，一个专业的工作者如果跟艺术和哲学绝缘的话，他的一生是苍白的，没有一种精神力量来面对生活中的欢乐与喜悦，挫折与苦难。”王德峰教授补充说。 1978年，王德峰教授考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这是个特殊的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全国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无论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还是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北京的西单，民众纷纷加入到对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转折问题的讨论中来。大家重新评论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从新寻找民族未来的方向，适合中国的道路。王教授笑言：“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当时作为哲学系的学生是很值得骄傲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哲学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看法。”与当初作为哲学系学生的自豪感不同的是，如今当年的哲学系同学都各奔东西，大多数已经改行，王教授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哲学是少数人的事’。因为哲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必要的修养，而不是一种专业。虽然大学同学目前大多不是专业的哲学学者，但是每当我们聚在一起谈论各种问题时，我们还是会很自然的从哲学层面去分析和理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学四年的哲学学习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当代意义 目前王教授研究的哲学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王教授自豪地说：“这个题目非常大，但是非常有意思。很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老套的，陈旧的，已经过时的。这种误解至今在中国社会学术界仍然是普遍的想法。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博士生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述当下中国经济的现状，他的想法立即就遭到了导师的训斥，‘现在你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经济，这太过时了吧！’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现在的学者都把马克思扔掉了，这也正是中国学术界浅薄的重要标志。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仍然被许多杰出的头脑密切地加以研究着。上个世纪末评选的世纪伟人，马克思就名列前茅，排在了爱因斯坦的前面；而在英国人发起的第二次互联网投票评选千年伟人时，马克思又和苏格拉底等并列排在前面。这就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跟中国学者简直是天壤之别。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尤其是在对当代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最给我们启发的一种学说。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但是马克思哲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它是对西方哲学传统思想的颠覆。同时，马克思主义中的新的存在论和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境界是可以会通的。” 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下中国的影响时，王教授阐述到：“对当下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马克思对资本在欧洲诞生过程的一种深刻的阐述。资本诞生的起源问题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过马克思，如《资本论》中有一个篇章是专门讨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的，而这个过程马克思的分析是偏僻若离的，这个分析对当下中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引进了资本的逻辑。我们搞的市场经济，虽说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还是资本逻辑怎么在中国社会故有的传统和制度下产生社会转型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提供了非常深入的理解视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真相。所以这方面也是马克思学说对当下中国最有启发的地方。如今，中国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虽然产生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但是有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将西方现成的经济理论照搬到了中国，然后来解释中国当下转型的种种现象，而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的资本有一个独特的诞生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存关系体系不可能现成的降落在中国大地上。所以中国搞现代化有一个资本逻辑的运用，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换，而对这个命运的转换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思想境界才能抓住事情的本质。所以当今中国的学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重新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这几年反复强调的：中国当代的社会学研究者应该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蒙教育，这是非常必要的。”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既然谈到了当下经济的发展现状，那就不能不谈谈全球化问题。很多人担忧，如今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西方文化正在渗透进中国，这是否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文化该何去何从呢？ “全球化当然中国也在其中，但这种全球化还是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经济规则的全球化，这样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当年也预言：‘资本征服世界。’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它的出现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文化全球化，只是一种对表面现象的描述。我们的理由就在于，如今，纽约的、巴黎的时尚品牌遍布全球重要城市，我们在上海也能买到和纽约第五大街一样的商品，这就是一种商品全球化。品牌的全球渗透，意味着一种文化消费也会全球渗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消费全球趋同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如果把这些都看作是文化的全球化，这就是两回事了。我们的年轻人尽可以吃着麦当劳，肯德基、看美国的电影大片，但是对于文化的理解却始终不可能完全西化。再如，我们穿西装，特别是上海人30年代就开始西装革履，但无论怎样装扮，我们也不可能成为英国绅士，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仍然是中国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 王教授继续解析到：“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时尚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形式简单地看成文化的全球化，这也是不正确的。归根到底，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化，但不可能导致各个民族可以在资本逻辑化上建立相通的精神家园。可以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概括成两方面：第一、资本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第二、经济全球化也不等于西方文化消灭非西方文化的过程，更不等于西方文化全面胜利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渗透是实际发生的，但这种渗透始终是在表层的。如果再深层次的解释，就好比，基督教在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奉者，新入教的年轻人很多，而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对于文化渗透来说已经达到了比较深入的层面。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层面上，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年轻人仍然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去理解圣经的意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中国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心中想的也绝不是神学的观念，想的还是中国基本价值论。他们从圣经中读到的不是上帝的博爱，他们读到的恐怕还是中国式的仁爱。所以在这些层面上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的话，很容易看出中国基督徒和欧洲基督徒实际上的差别和原则上的差别。因此在宗教和哲学的层面也不可能实现一种全球化。” 当被问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忧又是否必要呢？怎么样的全球化进程才是最理想的、最有利于中国的呢？王教授坚定地反驳说：“恕我直言，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以很多人现在谈怎样的全球化才是理想的，最适合中国的，这样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和西方文明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但是我们的文明不是一种带有征服色彩的文明，这一点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西方的近代文明都带有征服的本性，而中国的文明是不具备任何征服的。所以它不会讨论是否有利于中国，而是在乎在这个全球化进程中，对人类走出危机能作出怎样的贡献。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明完全不存在被西方文明吞没的危机。虽然表面上看，很多人认为中华民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但实际上，中华文明，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不需要谁来保护，并且当西方文明走向困境的时候，一定会回头看看中华文明带给他们的启发。这是被20世纪西方哲学史、思想史所证明的事实。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他高度关注中国哲学思想，他曾经试图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德文。虽然翻译失败了，但他在写新的哲学思想时，阐述的很多观点与中国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们的自信心应该建立在中华思想对人类未来的意义上，也建立在帮助西方文明摆脱走向无家可归的根本困境上。” 艺术起源于巫术 谈到艺术，王教授说：“艺术起源于巫术。”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听王教授慢慢道来：“艺术和劳动是同时的，原始的劳动者在劳动的开始和结束都会有一些巫术活动。这些活动曾经被误解为在科学还没有诞生之前，人们用巫术来让自然界服从自己的愿望。其实，原始人也知道，呼风唤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只是通过巫术活动这个‘发电机’来激发社会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热情，然后让劳动具有人类的意义，而不是简单的觅食活动。这样的劳动意味着对自然的改变，而这个劳动的前提就是人意识到自然的存在，为了守护这个存在，所以开展劳动。这种对存在的领会首先就出现在巫术中。因此，巫术是艺术的前生。因此对巫术的理解应该认为是一种生命的体؀ࠌࠒࠔࡸ࢚࢜ࢶࢸऄआरलऴੰ઼ી૴૸୴୶చ쿧ꂷ溃溃溃溃ꁚ溃溃䎃 ᔭ፨謹ᘀ䁨捅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ᘦ䁨捅䈀Ī䩃䡋䩏䩐䩑⡯瀁hᔩ፨謹ᘀ䁨捅䈀Ī䩃䡋䩏䩐䩑桰ᔸ፨謹ᘀ䁨捅䈀Ī䩃䡋䩏䩐䩑䩞䡮Є⡯瀁h琀шᔭ፨謹ᘀ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ᔯ䁨捅ᘀ㩨⤨㔀脈⩂䌁⁊伀͊倀͊儀͊愀⁊漀Ĩ桰ᔯ䁨捅ᘀ쁨䔪㔀脈⩂䌁⁊伀͊倀͊儀͊愀⁊漀Ĩ桰ᔯ䁨捅ᘀ٨ȹ㔀脈⩂䌁⁊伀͊倀͊儀͊愀⁊漀Ĩ桰ᔀ؀ࠔ୶ൾ๎໰ྌဨჂᅦᇸኚጬᏐᑴᑸᒒᒪôÐ쐀Ä쐀Ä쐀Ä쐀Ä쐀Ä쐀¯ꨀ¥Ѐ摧ᅝ)Ѐ摧ᅝ)̀$萑Ǡ搒Ũ␱䜁$⑈圀졄怀愁$摧䡞ã଀&옍栁ਠ搒Ũ摧䡞ã̀$萑Ǡ␱䜁$⑈圀졄怀愁$摧ᅝ)̀$萑Ǡ␱䜁$⑈圀졄怀愁$摧䕀c਀␃䜁$⑈愀Ĥ摧ᘁÑᄀ؀䕬䖶﷽ЄĀȁచజ఼ർൾ඀ංඬථධ඲ප෬ퟪꫀ璍瑚䒍∲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ᔳ幨ᘀ뽨㔀脈⩂䌁ᡊ䬀H伀͊倀͊儀͊帀ъ漀Ĩ桰ᔰ幨ᘀ뽨㔀脈⩂䌁ᡊ䬀H伀͊倀͊儀͊帀ъ瀀h̹jᔀ幨ᘀ뽨㔀脈⩂䌁ᡊ䬀H伀͊倀͊儀͊唀Ĉ䩞桰ᘪ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ᔭ፨謹ᘀ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ᔥ፨謹ᘀ艱䈀Ī䩃䩏䩐䩑桰ᘪ艱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෬෮෰ෲขคชฌฎโไๆ่๊์๎๐๒ຊຌຎຐ틮ꦼꧮ芘殘颂벂뱛寮㿮¼ȶ脈樃ú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ȭ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ᔥ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甁Ĉ̫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ȶ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ᔁຐຬຮະ໤໦໨໪໬໮໰໲໴༬༮༰༲༼༾ངཆ཈ཊཾ쎬쏙蚖璖璆陘瑅瑅쏙Ùᔥ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甁Ĉȶ脈樃Ǵ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ȭ脈樃ŷ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ᔩ幨ᘀ뽨　၊㔀脈䩃䡋䡭Ѐ䡮Ѐ⡯甁Ĉᜀཾྀྂ྆ྈྊྌྎྐ࿈࿊࿌࿎࿢࿤࿦ယလသဢဤဦဨဪာၤၦ틨틁鮫覫覛꭭셚쇒퉃틁鮫覫覛ȭ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ᔥ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甁Ĉȶ脈樃ˮ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ȭ脈樃ɱ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ᨀၦၨၪၼၾႀႴႶႸႼႾჀჂჄ჆ჾᄀᄂᄄ커ꪻꪔ鑽钪淎寎孭츿ȶ脈樃Ӣ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ȭ脈樃ѥ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ᔥ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甁Ĉ̫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ȶ脈樃Ϩ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ሁᄄᄠᄢᄤᅘᅚᅜᅠᅢᅤᅦᅨᅪᆢᆤᆦᆨᆲᆴᆶᇪᇬᇮᇲᇴᇶ쎬쏙蚖璖璆陘썁쏙–ȭ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ȶ脈樃ל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ȭ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ᔩ幨ᘀ뽨　၊㔀脈䩃䡋䡭Ѐ䡮Ѐ⡯甁Ĉᤀᇶᇸᇺᇼሴሶሸሺቆቈቔቖቘኌ኎ነኔኖኘኚኜኞዖዘ곈韚鞃屲䕲牜Èȭ脈樃ݓ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ᔦ幨ᘀ뽨　၊㔀脈䩃䡋䡭Ѐ䡮Ѐࡵᔩ幨ᘀ뽨　၊㔀脈䩃䡋䡭Ѐ䡮Ѐ⡯甁Ĉȶ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ᜁዘዚዜዦየዪጞጠጢጦጨጪጬጮጰ፨፪፬፮ᎊᎌᎎᏂ커ꪻꪔ鑽钪淎寎孭츿ꪻꪔȶ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ȭ脈樃ࡍ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ᔥ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甁Ĉ̫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ȶ脈樃ߐ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ᘁᏂᏄᏆᏊᏌᏎᏐᏒᏔᐌᐎᐐᐒᐮᐰᐲᑦᑨᑪᑮᑰᑲᑴ틨틁鮫覫覛꭭셚쇒퉃틁鮫ȭ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ᔥ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甁Ĉȶ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䌁ᡊ唀Ĉ䡭Ѐ䡮Ѐ桰⬫+ࡵᔢ幨ᘀ뽨　၊㔀脈䩃䡭Ѐ䡮Ѐࡵᔞ幨ᘀ뽨㔀脈䩃䡭Ѐ䡮Ѐࡵ̫jᔀ幨ᘀ뽨　၊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ᄡ脈栕䡞ã栖ҿø࠵䎁ᡊ洀H渄H甄Ĉ̪jᄀ脈栕䡞ã栖ҿø࠵䎁ᡊ唀Ĉ䡭Ѐ䡮Ѐࡵȭ脈樃ेࠆᔁ幨ᘀ慨鱵㔀脈䩃ࡕ洁H渄H甄Ĉᘀᑴᑶᑸᒐᒞᒨᒪᕘᕚᕞᗨᗬ᚞ᚠᝄᝈᢞᢢ᪌᪐᰼᱀᱆᱌᱒ᱜᱞ짢별벫薘顰顰顰顰顰顰卛䕌厫ᔌ፨謹ᘀ⩨ᐶᔌ፨謹ᘀ쁨䔪ᔏ፨謹ᘀ⩨ᐶ漀Ĩᔨ፨謹ᘀꝨ♈䈀Ī䩃䩏䩐䩑⡯瀁hᔨ፨謹ᘀ⩨ᐶ䈀Ī䩃䩏䩐䩑⡯瀁hᔥ፨謹ᘀ⩨ᐶ䈀Ī䩃䩏䩐䩑桰ᔥ፨謹ᘀꝨ♈䈀Ī䩃䩏䩐䩑桰ᔡ፨謹ᘀ艱䈀Ī䩏䩐䩑桰ᔏ፨謹ᘀꝨ♈漀Ĩᘉ뽨漀Ĩᔰ䁨捅ᘀ䁨捅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jᔀ幨ᘀ뽨㔀脈⩂䌁ᡊ䬀H伀͊倀͊儀͊唀Ĉ䩞桰ᨀᒪᕜᕞᗪᗬᚠᝆᝈᢠᢢ᪎᪐᰾᱀ᱞᲆᴐỸⅸ⑐▨❬⠘⠚ññññññéÖ혀Ö혀Ö혀Ö혀Ê଀萑Ũ⑇䠀$葠Ũ摧ᘁÑഀ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Ѐ摧ᅝ)܀⑇䠀$摧ᘁÑഀ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ᜀᱞᲂᲆᴎᴐỶỸⅶⅸ⑎⑐▦▨❪❬⠔⠖⠘⠚⠶⠸⡊⢬⢰⧬⧰ⴐⴔ⻬⻰㈺㈾㑼㒀㓶㓺㡮㡲죮ꊵ辙彶彶彶彶彶彶彶彶vᔭ፨謹ᘀꝨ♈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謹ᘀ⩨ᐶ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ᔓ፨謹ᘀ⩨ᐶ䬀H漀Ĩᔐ፨謹ᘀꝨ♈䬀Hᔤ፨謹ᘀꝨ♈䈀Ī䩏䩐䩑⡯瀁hᔤ፨謹ᘀ쁨䔪䈀Ī䩏䩐䩑⡯瀁hᔤ፨謹ᘀ艱䈀Ī䩏䩐䩑⡯瀁hᔤ፨謹ᘀ⩨ᐶ䈀Ī䩏䩐䩑⡯瀁hᔡ፨謹ᘀ쁨䔪䈀Ī䩏䩐䩑桰─⠚⠸⡊⢮⢰⧮⧰ⴒⴔ⻮⻰㈼㈾㑾㒀㓸㓺㡰㡲㫊㫌㿔䇢䇤䉤䉦úÜÜÜÜÜÜÜÜÜÜÜǛ$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Ĥ␱䜁$⑈愀Ĥ摧ᅝ)Ѐ摧ᅝ)ᤀ㡲㫈㫌㿒㿔䇠䇤䉢䉦䚌䚐䢶䢺䦮䦲䬎䬒䶶䶺剐剔叔变呎呒坘坚坮坰坲妺妾쿨쿨쿨쿨뛨뛨뛨뛨뛨뛨뛨뛨鷨躖晹Qᔨ፨謹ᘀ䡐䈀Ī䩃䩏䩐䩑⡯瀁hᔥ፨謹ᘀ瑨뉴䈀Ī䩃䩏䩐䩑桰ᔨ፨謹ᘀ瑨뉴䈀Ī䩃䩏䩐䩑⡯瀁hᔏ፨謹ᘀ瑨뉴漀Ĩᔌ፨謹ᘀ瑨뉴ᔰ፨謹ᘀ瑨뉴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ᔰ፨謹ᘀ䡐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ᔰ፨謹ᘀ⩨ᐶ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ᔭ፨謹ᘀꝨ♈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ἀ䉦䚎䚐䢸䢺䦰䦲䬐䬒䶸䶺剒剔取变呐呒坚坰坲妼妾嫚嫜慸íííííííííà툀Ò툀Ò툀ഀ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䠀$摧ᘁÑЀ摧ᅝ)̀$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妾嫘嫜慶慺搊搎桐桔欘欜毼氀瞀瞄缺缾自臮莞莢蕺薚薠蜘蜜轪轮銂銆餈饆饌鶜鶠ꅎꅒꋌꋜꋰꋲꋴꌎꌒꓤꓨꔂꔆꖨꖬꠎꠒꬸꬼퟬퟬퟬퟬퟬퟬퟬퟬퟬퟬ쓬ퟄퟬퟬ꿬ꂨ诗诗×ᔨ፨謹ᘀ瑨뉴䈀Ī䩃䩏䩐䩑࡜炁hᔏ፨謹ᘀ瑨뉴漀Ĩᔌ፨謹ᘀ瑨뉴ᔨ፨謹ᘀ瑨뉴䈀Ī䩃䩏䩐䩑⡯瀁hᔥ፨謹ᘀ䡐䈀Ī䩃䩏䩐䩑桰ᔨ፨謹ᘀ䡐䈀Ī䩃䩏䩐䩑⡯瀁hᔥ፨謹ᘀ瑨뉴䈀Ī䩃䩏䩐䩑桰㔀慸慺搌搎桒桔欚欜毾氀瞂瞄缼缾臬臮莠莢薞薠蜚蜜转轮銄銆饊饌鶞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ᰀ鶞鶠ꅐꅒꋎꋐꋒꋔꋖꋘꋚꋜꋲꋴꌐꌒꓦꓨꔄꔆꖪꖬꠐꠒꬺꬼꭐññéééééññññññЀ摧ᅝ)܀⑇䠀$摧ᘁÑഀ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ᨀꬼꭎꭒ귄귈꽨꽪녈녌놰놴뇒뇖듦듪뗞뗢띦띪렎렒렦렪뤂뤆먬먮뭨뭬벰벴붨붪붼붾뷀뷢틩튽튽튽튽틩튽튽튽튽틩튽튽튽튽ꢽ馡沁ᔩ፨謹ᘀ침㙝䈀Ī䩃䩏䩐䩑䩞桰ᔯ፨謹ᘀ獨치䈀Ī䩃䩏䩐䩑࡜庁Պ漀Ĩ桰ᔏ፨謹ᘀ침㙝漀Ĩᔌ፨謹ᘀ침㙝ᔨ፨謹ᘀ침㙝䈀Ī䩃䩏䩐䩑⡯瀁hᔩ፨謹ᘀ瑨뉴䈀Ī䩃䡋䩏䩐䩑桰ᔬ፨謹ᘀ䡐䈀Ī䩃䡋䩏䩐䩑⡯瀁hᔬ፨謹ᘀ瑨뉴䈀Ī䩃䡋䩏䩐䩑࡜炁h␀ꭐꭒ귆귈꽪녊녌놲놴뇔뇖듨듪뗠뗢띨띪렐렒련렪뤄뤆먮뭪뭬벲벴붪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ᰀ붪붾뷀뷴뷶뼰뼲뾨뾪쉆쉈쑰쑲앀앂애왤왦젺젼줎줐쪲úääääää퐀ú숀Â숀Â숀Â숀̀$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ĤꐓÒꐔÒ␱䜁$⑈愀Ĥ摧ᘁÑഀ萑Ǡ⑇䠀$䑗È葠Ǡ摧ᘁÑ܀⑇䠀$摧ᘁÑЀ摧ᅝ)ᘀ뷢뷤뷲뷶뼬뼮뼲뾦뾪쉄쉈쑬쑮쑲씾앀앂애앢헪햾뻪뻕뻕邧ꝷ巕㝔̹jᔀ፨謹ᘀ침㙝䈀Ī䩃䡋䩏䩐䩑ࡕ币Պ漀Ĩ桰ᔐ፨謹ᘀ침㙝䬀Hᔳ፨謹ᘀ獨치䈀Ī䩃䡋䩏䩐䩑࡜庁Պ漀Ĩ桰ᔰ፨謹ᘀ獨치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ᔭ፨謹ᘀ獨치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ᔭ፨謹ᘀ침㙝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ᔬ፨謹ᘀ獨치䈀Ī䩃䩏䩐䩑䩞⡯瀁hᔩ፨謹ᘀ침㙝䈀Ī䩃䩏䩐䩑䩞桰ᔩ፨謹ᘀ獨치䈀Ī䩃䩏䩐䩑䩞桰ሀ앢연엲엶엸왢왦젶져젼줊줌줐쪮쪰쪴쬊쬎쬐쬚쬜쬞쮜쮞쯎쫧쪳骳莳뎚骃莳뎚榚噠㽩㾚ᔭ፨謹ᘀ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ᔓ፨謹ᘀ顨䬀H漀Ĩᔐ፨謹ᘀ浨꜠䬀Hᔳ፨謹ᘀ顨䈀Ī䩃䡋䩏䩐䩑࡜庁ъ漀Ĩ桰ᔭ፨謹ᘀ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謹ᘀ顨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ᔭ፨謹ᘀ침㙝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jᔀ፨謹ᘀ침㙝䈀Ī䩃䡋䩏䩐䩑ࡕ币Պ漀Ĩ桰ᔰ፨謹ᘀ침㙝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쪲쪴쬌쬎쬐쬜쬞쯒찺촞춪칲카캌캎큚큜큸탼퇸퇺퉼퍢폈퓘핰헠홸ííèíííííííííííЀ摧ᅝ)̀$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쯎쯐쯒찶참찺촚촜촞쵊쵌쵢쵤춦춨춪칎칐친칞칮칰카캊캎큖큜큠큶큸킺킼탺탼퇶퇺퉸퉼튔튖틔틖팂컧럎컧럎랞랞컧薷薷띮랅랅랅랅랅랅랅ᔭ፨謹ᘀ遨텚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謹ᘀ遨텚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ᔰ፨謹ᘀ顨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ᔭ፨謹ᘀ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謹ᘀ遨텚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ᔰ፨謹ᘀ顨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팂팄퍠퍢펊펌펨펪폆폈퓖퓘핮핰헞헠혨혪홶홸훬훮흐흒흸흺힢힤퟊ퟌퟴퟶ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탧맧킹탧탧탧탧탧탧çᔭ፨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ᔭ፨謹ᘀ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䤀홸훮흒íííííííííííííí̀$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쿨쿨쿨쿨쿨쿨쿨쿨쿨쿨쿨쿨쿨루쿨誣禁\ᔸ፨謹ᘀ㝨끪䈀Ī䩃䡋䩏䩐䩑䩞䡮Є⡯瀁h琀шᔏ፨謹ᘀ㝨끪漀Ĩᔐ፨謹ᘀⅨ䬀Hᔰ፨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ᔨ፨謹ᘀ침㙝䈀Ī䩃䩏䩐䩑⡯瀁hᔭ፨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ᔭ፨謹ᘀ浨꜠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ííííáÙÔí저íííí̀Ĥ␱䜁$⑈愀Ĥ摧ᘁÑЀ摧䕀c܀⑇䠀$摧ᘁÑ̀$␱䜁$⑈愀$摧ᘁÑ̀$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ᜀ췪췪췪췪췪췪鮴춂쵫鯍췪췪ᔭ፨謹ᘀ㝨끪䈀Ī䩃䡋䩏䩐䩑䩞桰ᔰ䁨捅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ᔰ፨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ᔰ፨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ᔸ፨謹ᘀ㝨끪䈀Ī䩃䡋䩏䩐䩑䩞䡮Є⡯瀁h琀шᔩ፨謹ᘀ㝨끪䈀Ī䩃䡋䩏䩐䩑桰⨀ﱤﱦﱪﳞﳠﾀﾄÈÊÎÜÞòôĄĆĬĮȊȌȒȔ̮䨀䫰䫲䫶䬬䬮䭲䭴컣컣컣뗎컣컣캵컣컣컣컣뗎컣컣컣뗎컣컣唃Ĉᔰ፨謹ᘀⅨ䈀Ī䩃䡋䩏䩐䩑䩞⡯瀁hᔩ፨謹ᘀ㝨끪䈀Ī䩃䡋䩏䩐䩑桰ᔸ፨謹ᘀ㝨끪䈀Ī䩃䡋䩏䩐䩑䩞䡮Є⡯瀁h琀ш䘄ﱨﱪÌÎÞ䫴䫶与丐亮亰亲亾什íííííííííííåàЀ摧䕀c܀⑇䠀$摧ᘁÑ̀$萑Ǡ␱䜁$⑈圀졄怀愁$摧ᘁÑᨀ验和表现，这和艺术的本性是一致的。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仅仅为生存所奋斗，或者仅仅为果腹而劳动的话，这就不是人类社会了。人类社会需要一种超现实的、超功力的、超本能的东西，作为这个社会的精神存在。巫术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存在，所以这就是艺术的源头。” 王教授平时喜爱古典音乐，特别钟爱著名乐团演奏会的唱片。“不同阶段我对音乐有不同的喜好。目前我非常关注布鲁克和勃拉姆斯的音乐。”谈起古典音乐，王教授非常享受地说，“在选择唱片方面，我关注著名乐团的演奏会精选。因为音乐的演奏有相当大的即兴成分。指挥家在排练之后，甚至彩排之后，都没有把握在正式公演时会呈现出完全一样的效果。因为只要指挥棒一挥起，就会有激情创作的欲望发生。有时候一次音乐演奏会是非常成功的甚至出乎指挥家的意料。现场演出时，古典音乐的鉴赏家、爱好者们坐在台下，指挥家会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这样的唱片很有现场的感觉，掌声的一次次想起十分激动人心。所以这种唱片的价值是不朽的，我是一定会收藏的。同时，我也很喜欢去现场听演奏会，这种效果实在是很奇妙。当小号吹响时，金属光芒同时发出；打击乐起来时的那种雷鸣电闪的感觉，以及其他种种不同的音感扑面而来让人心潮澎湃。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享受。” 平日里，王教授的业余爱好很丰富，看球、听音乐、品酒⋯⋯。无论聊什么，王教授都有很独到的见解，他都会从哲学的角度给你分析，让你觉得哲学原来离我们很近，很朴实。 哲学与人生 当我们提到哲学时，或许会有人觉得深奥和玄妙，也或许会有人会认为我们的人生和它遥不可及。但，有这么一个人，他用他极富魅力的语言让我们倾听哲学的声音，他用他入木三分的见解让我们在欢笑之余思考人生，他深受学子们的爱戴，被喻为“哲学王子”。他，就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教授。（鼓掌）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王老师走上我们的”甲申”讲坛，为我们讲述“哲学与人生”。 王德峰：今天的讲坛是关于哲学，关于人生，而不是关于科学。我这样个举动肯定违反科学。今天我非常高兴，也是我大概第一次来到上海财大做一个讲座，我们是邻居，一衣带水，这个,财大的学生大概经常也会到复旦来听课，有几位同学我大概名字记住的，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讨论哲学，那（是）非常愉快的事情。那么今天我来讲这个题目“哲学与人生”，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哲学是门怎样的学问？说句老实话，我当初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四年学哲学，到了四年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哲学究竟是门怎样的学问，这个四年下来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倒是痛苦了四年，看了些枯燥乏味的书，然后极度抽象也不知其所云，终于毕业了。但后来才感受到，实际上这四年对我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居然在人类最困难的一个精神的领域里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尝试过那种精神探险的经历。所以这知识是没获得多少知识，因为哲学不是门知识性的学问，但通过哲学的学习，我们获得一种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领会，一种境界打开了。所以今天我就来谈一谈哲学是怎么样打开我们的境界的。 人类的学问大体分、最基本的分类为大三类：第一类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第二类social sciences，我想财大主要是社会科学；那么第三类也有一个英文的单词，就（humanities），这个（humanities）怎么翻译？有不少学生把它翻译成“人文科学”？我觉得翻得不妥当，恐怕应该称为人文学科或学问，因为它不是科学。前两类都是科学，第三类应该是人文学问或人文学科。我特别地强调这个里面的学问不是科学，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个里面的学问，比方说哲学、宗教学、伦理学、语言学、史学等等，这些学问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人类增加知识。当然你比如说史学的著作有不少历史的知识，但是历史的知识——所谓经过考证来的史料，怎么堆积也堆积不出一部真正的史学著作来。所以我们进入史学的研究也不是为了、仅仅为了掌握那些史料。 司马迁写《史记》，他的前言、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他为什么写这个《史记》，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基本上就把史学的任务和哲学的任务统一起来了。史学的任务和哲学的任务实际上是一致的：“究天人之际”那本来就是哲学的思考；“通古今之变”就是体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从过去的史料当中体会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筹划未来。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思想的任务，而不是知识的任务，所有的属于humanities的学问无不如此。 你比方说宗教学，并不是为了把宗教以及它的典籍作为一个知识的对象加以科学的讨论。宗教学也属于人文学问，它是要从伟大的宗教典籍当中提取出什么智慧的境界来加以说明，再有研究一个宗教它实际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个历史的演变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它也还是属于人文学问而不是科学。区分这一点特别重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第一阶段最关注自然科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我参加高考的时候这句话是流行全国的。后来改革开放深入了，发生了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转变，这个转变导致了整个中国的巨大的变化，所谓“社会转型”。随着这个社会转型的展开，第二类的科学——所谓社会科学，就开始受到中国人的高度专注，其中最显要的一门学问“显学”、当代的“显学”就是“经济学”，后来又来了金融学，这个金融学是显中又显的，当然我们感受到这门学问，有一点邪恶的本质。当然这个道理不能对你们的科学做价值判断、做道德判断，只是我们的一个比方。好，那么这第二阶段是关注社会科学，尤其关注经济学、金融学等等。 那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我们发现这几年，中国的民众、各个阶层几乎都开始关注人文学问，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百家讲坛”。“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如此之高而它的讲座都是人文的，从史学到哲学。一开始是易中天，讲三国，后来是于丹，讲中国哲学，从《论语》一直讲到《庄子》。收视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人文学者居然成为明星，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族把她的关注点移向了——人文学问。这个现象发人深省，很说明问题。说明中国人恐怕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无论是自然的科学还是社会的科学都很重要，但它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当下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智慧的问题、思想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成功者的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没有生命幸福感，都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这个民族开始寻求智慧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注意力转移到人文学问的领域里面的基本原因。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好的——“哲学与人生”。哲学属于人文学问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搞宗教学研究的人、一个搞史学研究的人、一个搞文艺学研究的人、一个搞语言学研究的人，他不可以没有哲学的基础、信仰，他不可以没有哲学的视野，所以哲学是人文学学问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学问。这门学问是非常古老的。当然，在今天， 非常孤独，非常边缘化。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都来听哲学课，这是一个现象。同又有一句话不知道谁说的，很妙，说：“复旦的学生都喜欢跟哲学谈恋爱，但坚决不跟哲学结婚。”这倒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哲学的课程很受欢迎，但转专业的时候往往是哲学专业的要转到别的专业去，很少有别的专业想转到哲学专业，这在今天还是一个基本事实。那么哲学究竟是门怎样的学问？我们从这个词的构词来看，析，英语当中的philosophy。这个philosophy，是两个希腊词构成的，是吧？一个叫philo；一个叫sophy。Philo就是爱，sophy就是智慧。所谓哲学，你从构词上讲，很简单，就是爱智慧的学问。但是你要真把哲学是门怎样的学问讲清楚又是非常之难。难在哪里？什么是智慧？这就难了。 什么是知识，比较容易讲清楚。知识和智慧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分。一个人有许多的知识，在的科学领域里边做了大量的研究，终于成为科学家了，不等于他有智慧。一个人也许是文盲，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没多少科学知识，但绝不妨碍他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要把知识和智慧做区分。这个区分是很明确的，既然要做区分，我们就要问“什么是智慧，智慧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么来说吧，我们人生在世，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有坎坷，难免有困境，我们感受到命运，听到了命运的声音，我们也许被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要做出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事关命运的抉择的时候，请问大家，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做决断？我们是不是可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书桌面前，拿一张白纸出来，究竟往左边的那条路走、还是往右边那条路走，我们完成一种计算，根据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写下来，往左边的那条路走，利有多少条，弊有多少条；再写下来，往右边的那条路走，利弊又如何。然后完成一次理性的计算，选择利多弊少的路走。请问这种对利害得失的理性的计算，能不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帮助我们做出决断？这不可能。当我们被推到命运的十字路口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面临的考验，绝不是对我们知识和经验的考验，不是对我们头脑的考验，而是对我们心灵的考验。考验我们心灵的力量，而不是考验我们头脑的理性。我们也许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它一点利都没有，全是弊端。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我们明白，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种选择在考验着我们智慧的境界，心灵的力量。当然，我在这样一种说法当中，还没有把智慧本身究竟是什么说出来，这很难讲，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知识的前提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崇尚科学的，我们认为科学知识太重要了，但是我们问知识、科学知识，它的前提究竟是什么？它的前提是一种智慧的境界。我们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学习的自然科学其实都（是）从西方过来的。今天的自然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个自然状态放到数学公式里边加以描写，是不是这样？一个物理学家一旦把他所研究的那个物理现象成功地放到数学公式里边了，这个物理现象就算被认识清楚了，这个自然的奥秘就算被揭示了。这是所有自然科学都在遵循的方式方法，这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今天的社会科学也变成使自己能够运用数学，用数学的理性来描述，比如说经济现象，在这方面，经济学最骄傲。在所有科学当中，经济学认为自己最像科学，对不对？为什么，它特别地能运用数学，甚至可以为经济现象建立数学模型，然后做出有一定的准确性的预测。 你看科学都采用数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请问这种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意味着什么？它来自哪里 ？其实来自一个重要的思想，一个哲学的思想，它非常古老。在古希腊有一个学派，叫毕达哥拉斯学派，我们都听说过毕达哥拉斯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们学几何学时候就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但毕达哥拉斯首先是一个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数，number。当时有其他自然哲学学派，有的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水，有的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气，但是毕达哥拉斯居然说宇宙的本源是数。这非常奇怪，因为数你不可能看到，数从来不是我们感官的对象，不是事物自身的属性，数是我们对事物的一个规定方法，对吧？ 然后毕达哥拉斯告诉我们，这种我们规定世界外物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的构造，它的原则，把整个数看成是数与数之间和谐比例关系的一个结构。宇宙是各种音乐和谐地一起奏响的一种百音盒，它按照数学的原则构造秩序。这样一个数的宇宙观，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还在学习的还在推进它发展的那个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不来自经验，是吧？我们看不到数的，来自一种思想，来自一种智慧，来自对自然界的、对整个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想法。这个毕达哥拉斯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呢，我们无从揣测。智慧都在古代。 讲智慧比较热，所以我就热了。我们刚才举了毕达哥拉斯做例子，一直到今天还在发展的自然科学，它其中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关于宇宙的数的宇宙观。宇宙的以数为本源为构造的数的宇宙观作为它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来源，这属于西方思想，是不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宇宙看成是服从数的构造，中国人的宇宙是什么？阴阳五行之气的，浩瀚无边。所以中国式的科学，绝不以数学为它的基准和方法。中国式的科学比较典型的。中国的农学，中国的医学、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医学，中医学把人体看成是什么？阴阳五行之虚的聚合。人生一小宇宙，是吧？外部世界是大宇宙，大宇宙也是阴阳五行之虚的浩瀚与无边。所谓生命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的阴阳五行平衡的大作，那就疾病来了。这样一种思想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它规定了中国的科学，它暴露了它的特征，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一切科学的知识它的前提是什么？一种思想，一种智慧的境界。由此我们要知道一点，智慧和思想的领域里边人从来没什么进步的。我们说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制度在变迁，奴隶制被放弃了，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后来有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在社会制度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进步的过程，在科学和经验、技术的领域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不断进步的过程，于是我们把整个历史想象成一个不断进步的系列。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在思想和智慧的领域里面从来没什么进步。思想从来都是旧的，新的叫思潮，叫观点，叫意见。 思想旧到什么程度？旧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上有四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打开了最早的思想境界。没有第五个民族的，就四个。一个是中华民族（古代中国）、一个古代印度、一个古代希腊、一个古代以色列。古代中国为人类提供了孔子和老子，古代印度为人类提供了释迦牟尼，古代希腊为人类提供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古代以色列为人类提供了犹太教的最初一批先知人物，姓名无法考，很多，这一批人，打开了东方犹太思想的境界。就这四种境界，打开的时候差不多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于是这个时代就有一个名称了，叫轴心时代。那个轴就是轴承的轴，轴心时代。人类各个民族的文明的历史无论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每当它遇到困境，找不到出路的时候，陷入深刻的危机的时候，她总是不得不重新返回到这四种境界中的一种，重新为古代的智慧点燃起火焰，然后再走出它的出路，历史向来就是如此的。 而今天的文明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复杂化，一个生活在非常复杂和非常精致的文明中的人离开智慧越是远。有人会想，你说思想都在古代，智慧都在古代，为什么他们有智慧我们当代人就不会有智慧？我说，不可能再有智慧啊！倘若我们需要智慧我们总得返回古代啊。怎么回事？这很神秘对吧？我只能这样说他们开了天眼了，就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有四个民族，少数几个伟大的思想家，最初的贤者，开了天眼，听上去有点迷信是不是？实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那时候文明还起步不久，知识很少，更谈不上复杂的技术，经验也很少。俯仰天地之间这样的人，自然能开天眼。今天的人不行，我们再怎么聪明，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聪明可以测量，那叫智商。智慧无法测量，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离开智慧越来越远，因为我们知识太多。所以老子说的那句话真有道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就是做减法是吧，减少。你要领会到的话，先把你过多的知识放下来，那叫做减法。“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这个损比较难，我们知识很多，我们依赖知识，依赖经验而生活。当然知识和经验有用的，帮助我们排解一些烦恼，解决一些小不如意的事情。我走路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爬起来看一看，这块石头能不能把它移开来，以后不会被它绊到。如果实在太重移不开，我们在这块石头边上作一些标记提醒，以后走路绕开它，这叫经验和知识的作用。假如一个人失恋了，他会不会把失恋也看成是被石头绊倒了，然后爬起来继续走？不，失恋是巨大的痛苦，知识帮助不了它。那位失恋的年轻人很有知识，突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叫失恋，他怎么办？到图书馆去，要找一本爱情的指南。但他找不到的，关于爱情的科学指南他是找不到的。在爱情中我们遇到了科学的界限。所以我们要把智慧和知识区分开来，我们要知道这个智慧都是古代的，这两层我们都知道了。然后智慧哪里来？ 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找智慧？这是件大事情。我刚才已经说过，科学知识你再怎么建立，你建立成一个伟 大科学家了你未必有智慧。这句话不是凭空说的，许多事实放在那里。在欧洲的历史上，不少大科学家同时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对不对？科学知识的增多不等于智慧来了，科学知识增加，积累不出智慧来，那么智慧哪里来，还有一种回答？来自人生的阅历。这话倒是没错，你要阅历人生你才可能长智慧，是这么回事情？我们关在房间里面，处在真空里面，不接触社会生活，不在人生中走路你怎么会有智慧，这肯定是的。但是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生阅历只是智慧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我们在逻辑学当中区分了这两种条件，所谓必要条件就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它是必要但未必是充分的条件。你没有人生阅历肯定不会有智慧，你有了人生阅历不等于你一定有智慧。一个人垂垂老矣，经历过许多人生的事情，大起大落，各种遭遇都经历过，你一看，他白发苍苍，你以为他一定是智慧老人，未必的。你叫他谈谈他的人生经历他讲了许多故事给你听，你听以后觉得有些故事还惊心动魄呢，完了你就问他，你从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中能不能给我几条教导，他居然一句都说不出来。他只能就事论事。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所谓痴长七十岁八十岁，所以人生阅历，光是人生阅历，不能保证一定有智慧。那么智慧来自哪里？我们现在越讲越神秘了，对不对？确实是神秘的。 智慧的神秘，乃至于中国的佛学，要讲什么呢？智慧是宿慧。宿就是上一辈子，那个宿舍的宿，就是上一辈子带来的，前世积累的智慧啊，传到这一辈子了。佛家经常讲这样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带不到下一辈子去，只有两样东西，可以传到下一辈子。一个我们所造的业,善业也罢恶业也罢，都传过去了。还有，今生今世所长的智慧，能传过去。那就是对智慧的来源的一种解释。其实没解释，对吧？其实又巩固了智慧的神秘性。西方人也一样，西方人认为智慧哪里来？比如说，教父哲学的开创者，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信仰，我们所具备的能够认识上帝的那种智慧，哪里来的？他说是上帝给我们的神恩。神的恩典，突然降临到你头上了。于是你有智慧了。也是没解释智慧的神秘性，没解开它，而是巩固了它。一个说神恩,一个叫宿慧，两种说法，其实都巩固了智慧的神秘性。确实很神秘啊。我们刚才说一个文盲，没有多少科学知识，但是他可能有很高的智慧。这样的说法也是有根有据的。虽然这种人不多，但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是谁啊？慧能。中国禅宗的大思想家，中国佛学中国化的奠基人物，慧能，就是个文盲。他年纪很轻，当时，当然有人伸冤，他父亲去世得比较早，使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变成了文盲。然后慢慢长大了，就有体力了，能干活，砍柴火、卖柴火为生。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就这样一个小伙子，有一天卖柴火卖到客店里边，然后从客店里走出来，走到街上，听到有一个人念经，他就听到八个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这八个字，心里一下大悟啊，突然就悟了。然后就问那个人，你念什么经。那个人说，我在念金刚经。谁让你念的？湖北黄梅县，有一个庙叫东禅寺，东禅寺的方丈宏仁法师，跟我讲过，佛经浩如烟海，读不胜读，其实只要读其中一部就够了，终生受益。这部经就叫金刚经。所以我天天要念出来。慧能听到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发下一个宏愿，一定要去找到那个宏仁法师，求他来度我。这个人帮了他的忙，送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安顿好老母的生活，然后他就到湖北去了。他是广东人，要到湖北去找宏仁法师，一路上寄宿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家里有个在家修行的姑妈。女居士，天天在家里念一部经，叫涅磐经。听说慧能很有悟性，有一天就问慧能了，她说，这部经呀我已经很熟了，大多数的段落的意思我都能理解，但是有一段我就是不懂，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段讲什么意思？然后把这经交到慧能手上。慧能还给她。跟他讲，“字，及不识，义，及请问”。意思就是，我是不识字问我意思可以的。那个人就大吃一惊啊，“字尚不识何能会意？”你字都不识你怎么会知道它的意思呢？慧能当即回答，诸佛妙理，非官能之。是说，佛教的各种高妙的道理和文字毫无关系。跟文字有什么关系？哎，就这八个字说过去，那个在家修行的姑妈，言下大悟，突然就悟了。悟什么？她发现她这几年在干什么？从文字中寻求真理，是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慧能这八个字说出来，她一听，明白了，所以她非常感动，然后就跟慧能讲你就别走了，他们家里有钱人啊，就再找几个人一起募捐，就在当地造一个庙你去做方丈吧。慧能说这不行的，我还没得度呢，我还没找到宏仁法师呢，所以他又继续前进上路了。到了东禅寺，这个宏仁法师就是五主啊。禅宗的第五主。宏仁法师接见了他。抬头第一句话，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岭南来。宏仁法师一听，就说，汝是阁僚人！这（是）中原一带的人对南方人的蔑称。就像我们说南蛮子，是吧？“汝是阁僚人，如何学得了佛？”慧能当即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本无南北。这句话一讲过去那个宏仁法师心中突然明白啦，子定是不凡。一定要收他，但是表面不能表现出对他的喜爱，因为边上有许多弟子。这时候东禅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宏仁法师的衣钵传给谁。这是一个重要的权力之争。当时的佛教，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每一个寺院的方丈其实就是寺院地主，拥有许多钱财。所以这个方丈的位置给谁，这是件大事情，是重要的权力斗争。宏仁法师当然有智慧，他怎么保住这个慧能啊？他说这样吧，我也不赶你走，我现在也不收你做徒弟，你到碓米房去劳动，叫他劳动半年去，一去碓米房就好起来了。好这故事我就不说下去了。我是拿它做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智慧的神秘性。你说慧能有没有人生阅历，当然有的，人生阅历多不多？不多，年纪很轻，无非就是个体力劳动者，也没遇到过多大的坎坷，大起大落的事情也没经历过。但是他居然能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会有悟了，这肯定是智慧了。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想想自己的慧根如何，究竟有多少智慧，无从知道，对吧。光学科学，积累不出智慧，光有人生阅历，也积累不出智慧来。那怎么办？简单的很，读书。我讲的读书不是去读计算机教程，我讲的读书是读人文编集，哲学的，宗教的，或史学的，或者伟大的文学经典，都会给我们智慧，我们要读两本书，一本是人生的大学，还有一本书是伟大的人文典籍。我们要在这两本书之间来回找，我们才能有智慧。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要读，特别是古代的伟大典籍。特别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形成起来的那些伟大典籍。我们中国人是有福的，我们有孔子老子，我们有道德经，有孔子的《论语》，后来还有孟子，还有庄子等等先秦诸子的伟大典籍，是中国智慧境界所在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可以读佛经，也可以去读柏拉图的《对话录》也可以去读圣经。你可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可以从圣经的阅读当中获得某种智慧的境界。圣经打开来看，你觉得（有）许多荒诞离奇的故事是吧，你只是看到故事，你还没领会它的境界，你在这故事当中读到了智慧，那就是受益匪浅啊。你比方说原罪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下了原罪，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那这居然是罪，他们有知识叫有罪了？你想的明白吗？然后上帝惩罚他们，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为什么赶出伊甸园？因为伊甸园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树，叫生命之树。假如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不仅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还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实，人会怎么样？不朽。第一，有理性，就是分享了神性。第二，还不朽，跟神一样。所以上帝惩罚了人，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于是人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生存构造。第一，他有理性，通过理性他可以突破有限性达到无限性对不对。第二，他在生存上，他的存在更不能说是有限的。每个人存在的根本的有限性和他的理性所可能通达的无限的概念王国，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矛盾。而人每每因为自己有理性而遗忘了自己在根本上的有限性和渺小。这就叫罪。一个相信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征服一切的那个人，那个民族，那个时代，就是在这种罪之中。我们遗忘了我们自己的根本的有限性我们就会缺少失去必要的谦卑态度，谦卑是信仰的前提。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抛开谦卑，因为我们的科学征服一切。我们把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模样，人类用科学的技术这种理性，做成了许多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人们骄傲自大，忘记了自己卑贱的出身。有限的渺小的存在，这就是圣经（里）的那个原罪所启示给我们的智慧。一个遗忘了自己有限性的，遗忘了自己被屈辱所包围着的，那样一个人，他就不会谦卑和敬畏，所以按照基督教的原则，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不会谦卑，也没有敬畏之情。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圣经有许多的故事，都充满智慧。上帝造人怎么造，用泥土造出来，造出那个形体来，那个形体造成了不等于人来了，最后还要对他吹一口气，他成为人了。这一口气什么意思啊，让他有语言。这又是个重要的启发，有语言我们才有世界。动物没有世界，对吧，动物是无世界的。动物只是被安置在一个物质环境里的。悬挂在物质环境里，他没有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大地和朋友，没一个世界，人才会有一个世界，问，人怎么会有一个世界？因为语言，我们对世界的领会和经验都是语言的经验，我们千万别把语言科学地想成一种符号系统，交流的工具。把它仅仅看成是符号的工具的这种语言观是科学的语言观，它恰好遮蔽了语言的真相，那这又是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不展开了。我只是说明比如说圣经所讲的故事，充满智慧。我们怎么长智慧？我刚才说两本大书之间来回走，现实的人生阅历，一本大书，伟大的人文典籍，又一本大书。那个司马迁说得好，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读万卷书不是读那么多科学的书，不是指这个意思，他指的就是读我们今天讲的人文典籍，行万里路也不是指旅游，你哪怕不出门，只要在度你的人生，你就在走路了对不对，所以司马迁这句话讲得好！ 那么我们有智慧和我们有知识终于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来谈一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今天执政党也说，提倡创新对吧，我们这个民族要有创新的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请问，这句话当然没错，那么我们再问一句，创新的源泉在哪里？现在就说智慧，这当然没错，那么怎么解释这层意思？一个民族一个个人，他如何会有创造力，我们读过一些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传统的教科书。我们经常会受它的不良影响。你比方说这个教科书里面说人的心智的能力啊，human mind，人类心智的能力他说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一种叫理性。从认识阶段上讲，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第二阶段叫理性认识。从这高低来讲，感性认识是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高级阶段，那么认识的最高阶段就是理性。对不对。理性认识达到了下一步是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感性——理性——回到实践”，这样一个公式，其实这个教科书这样讲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呢？他遗忘掉了一个更重要的，比理性更高的能力。 人类心智最高的能力不是理性，是什么？性灵。性格的性，灵魂的灵，性灵。性灵，这个中国的概念。我们这个诗歌还有个性灵派，对吧？公安派就是性灵派。这个性灵是什么意思？要说清楚它真难。有一次一个老外，我们的同行，美国人，搞哲学的，做我们的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然后我接待他。他做完讲座之后我们就聊天。他就问中国人怎么样看待human mind。人类的心智，我一听，我说中国人对人类心智的最高能力有一个说法。我就用了汉语了我说，性灵。他眼睛睁得很大啊。what is 性灵？他要我解释，我想这事情难了对吧。我要在英语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性灵，你找找看。我的英语词汇量很大，各位一定要相信我。为什么?我在译文出版社工作过五年。我本科毕业没有马上读研究生，我在译文出版社做编辑。译文出版社就是翻译著作的编辑，我主要翻译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不是翻译，审稿。左面一本原版书英文原版书，右面做作译者的译稿。然后逐字逐句地校对，来回看，那叫摇头电风扇。每一句都校对，所以五年做下来我的词汇量很大。此刻我要告诉这个美国人，什么叫性灵。我首先想到了它是一种什么？伟大的想象力。那可以翻的，imagination，没问题。但后来我想，不仅是想象，还是直觉。Intuition。也没问题。他说，听懂了。Imagination and intuition and 我还想说什么你知道伐，不仅是想象，不仅是直觉，还是感悟。你感悟怎么翻啊？感悟，体认，体悟，你怎么翻？各位英语好的也不少。我当时是搜索库藏，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后来想了，勉强说，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嘛就是reason咯，来自理性。我知道我犯错了。我们中国人讲的感悟，体认，体悟不应该用understanding来翻的。那怎么翻？ Inspiration。inspiration那叫灵感，也不等于感悟。所以无法翻，后来我就跟这个美国的同行，这位美国的哲学教授这样说，我说你们反正这个英语当中没这个词，你们英语当中没这个词说明你们思想缺这一块。但是我还可以告诉你怎么理解这个词。我这样跟你讲吧，你们西方也有艺术，有漫长的艺术历史，有伟大的艺术宝库。那么我问你，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靠人类心智的哪一种力量把它创造出来？是不是靠低级阶段的感性？我们感觉直觉表现外部事物的能力。他摇摇头，不。是不是靠理性？ 他说也不是。当然不是，是吧。艺术作品又不是理论的作品。我们的逻辑思考很强我们能创作艺术吗？不能。一幅绘画作品放在那儿。他靠哪一种力量把它画出来？心灵的哪一种力量？他听了有点懂了。比如说一幅绘画作品，假如它是具象的不是抽象的。比如说一幅山水画。你一看，当然看到了山，看到了水。这时候你光看到山看到水你只是感性认识是吧，但是它只要是幅真正的了不起的绘画作品，它属于艺术的，你不仅看到山，不仅看到水，你在他所画的山水当中看到无限的意境。对不对？用艺术哲学的话说起来，一部绘画作品放在你面前，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外部，视野感，external visual，他具体描述什么，对吧？但是它会有一种力量把你从外部视野拖到他的internal visual里面，内在的视野中去，而且你发现这个内在视野甚至无限宽广。就在这一尺见方的画里面就有无限宽广的境界。视野visual，请问要创造这种internal visual的力量哪里来。中国人说，好的艺术作品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用哪一种心灵的力量啊？就是那个性灵，对不对？伟大的直觉想象和感悟。你是艺术家你一定要发挥这样的性灵的力量，你才能创作。你在接受，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这部作品把你的性灵唤醒了。这就是我们接触艺术的最重要的好处。保持我们性灵的力量。科学很重要，知识很重要。但是在知识的简单学习，科学的简单了解中，我们根本不可能滋养我们性灵的力量。一切伟大的创造，哪怕是在一个纯粹理性的学问的领域里边，同样要依赖性灵的力量。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我们一看这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公式，对伐？纯粹理性的物理学理论。但是爱因斯坦如何可能提出相对论来？提出相对论要求他突破牛顿物理学的范式。牛顿物理学的范式很难突破。它是那样得在理性上牢固的，稳固的站在那里。但它已经现在不能解释新发现的自然现象了。比如说辐射现象，你没办法解释。然后普朗克费尽气力，普朗克倒是提出了量子定律，对不对？但是他面对他自己的这个发现，他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难过。为什么？量子力学的发现，量子定律的发现要在根本上修改我们关于自然基础的思考。这意味着牛顿物理学的范式动摇了。普朗克用了十一年的时间想把量子定律与牛顿物理学基本范式统一起来，能够融合进去。十一年的努力失败了。另外一个人不这样干，另外一个人叫爱因斯坦。他就突破了牛顿物理学的范式。他从同时性问题开始思考。这要伟大的想象，直觉和感悟。把这想象的结果用理性的公式表达那是后面一步，绝不是第一步。那么爱因斯坦为什么有性灵的力量？保持着他性灵的力量？他爱好音乐，他一辈子爱好音乐，他会拉小提琴，当他业余的时候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想象、直觉和感悟的空间就打开了。爱因斯坦垂垂老矣，有一个记者访问他，他说：“爱因斯坦先生，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如果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最大的遗憾会是什么？”爱因斯坦脱口而出：“我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这就是爱因斯坦对人世间最后的眷恋，来自他对莫扎特音乐的爱好。这句话很说明问题。爱因斯坦没有说我再也不可能去提出统一场论了，他最后统一场论没有完成，这倒不是他最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所以从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所谓创新的源泉就是性灵的力量。我们要守护、保存、滋养这个性灵。我们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领域有三个，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领域，一哲学，二宗教，三艺术。这三个领域都需要性灵的力量，否则你没办法领会那伟大的宗教境界，你也无法领会那哲学的境界，你也无法领会那艺术的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用了一个说法叫性灵。一个人有性灵的力量，性灵的力量会发挥的智慧就来了，智慧就来了。我们谈到这个智慧的基础是  性灵的力量的保持和发挥，而通过人文典籍，通过伟大的人文典籍给我们的启发。 那么好下面我们再谈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判断自己性灵的力量有多大，这能不能判断？我们刚才说智商是可以测量的，是吧。心理学这门科学发展出一套测量我们的Intelligence的量表，它可以量化是吧。比方说，你测出来是125，你应该很高兴了，因为据说115以上就可以读大学了是吧，据说爱因斯坦的智商达到150，但是你可能智商低一点，你不要难过，你可以笨一点，因为你可能有很高的智慧。笨一点没关系，但是要思考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要知道数学需要伟大的想象力，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我们复旦大学数学系，前面一个系主任有一次跟我联合做一个讲座，在复旦大学3108，做什么讲座呢？讨论复旦大学为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应该经受一点通识教育，这个通识教育又是以人文修养为主的，那么你理科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文的修养呢？数学系的教授，数学家来说这件事情，他跟同学们谈了自己学数学的经历，他说实际上我做题目做的不多的，现在都主张题海战术是吧？那高考前的题海战术可怕的不得了，他说我记得做的不多的。他说我喜欢做什么？看题目。那个习题集是他最喜欢看的东西，他说看习题集的乐趣呢，就有一点像看这个书法的字帖一样，读帖一样，他是喜欢观看题目，所谓观看题目就是一道道题目看下来，每一道题目，这道题目一看不能，没有多大的想象空间，扔掉，这种题目没有多大的意思是吧？还有一道题目，嗯，这道题目好，它可以让你想进去，但是越想越大，好这种题目值得做一做，对吧，试试看，他说他就这样复习数学的，然后78年就是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取复旦数学系。后来我就跟同学说哲学要伟大的想象力，你说有没有道理？这个例子奥，比如说哲学的概念抽象不抽象？非常抽象，它跟数学的概念差不多，都很抽象，但是你要正真理解哲学范畴的概念，要发挥多大的想象力才行。 所以这对我们想象力、感悟的能力最好的锻炼，我们别把它仅仅看成是理性的推论，那种逻辑框架中的事情。我们两个人一个哲学系的一个数学系的，谈了同一件事情，概括为一个概念叫性灵是吧？性灵的力量，这可不假。那么你怎么测量？当然测量这个概念不通，因为它无法量化，智商可以用量化的方法来表达110，115，125，智慧无法这样量化，但是你可以试试看。你有没有性灵的力量，你可以试试看，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听音乐。听音乐就是种测试的方式，当然你，我指的不是听那个流行歌曲是吧？或者流行音乐，你要听什么啊？无标题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当中有一类叫无标题音乐，它什么标题都没有，因为一个标题就给你一种文学性的暗示，也许是个story的暗示，比方说柴可夫斯基有一部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这就是标题音乐，然后你一看到这标题听的时候你就在想爱情这件事情是吧？你想着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怎么相爱的，你甚至还读过哈姆雷特，读过莎士比亚的这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你就想从这个音乐当中听到这个故事，这没用的，这没办法测试。你要听无标题音乐，他没有任何标题的限制，假如你在听无标题音乐的时候，你感觉到一开始不知其所云，甚至是枯燥乏味的，然后你坐在音乐厅里面是吧？那个乐队在起劲地演奏，指挥在指挥，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自己心里面叹了一口气，我没有音乐细胞。然后眼睛就看着那个吊灯，耐心地等待着音乐会的结束，倘若真这样的话，你的性灵的力量非常小。那你别去想努力理解什么。音乐不是供我们理解的，不是供你什么understand的，让你去感受的，假如你在这么枯燥乏味的演奏突然你发现这一段是那么的美妙动人,你的心灵深处的某一根弦被他拨动了。你要高兴啊，为什么？你有性灵的力量。你得到了测试，真的，你这种被感动，这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是无以言表的，但是你知道这时候听懂了它，真听懂了它。假如你这样的话，你要相信自己了。你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定有创造力。你一定要有这个自信，我虽然知道我很笨，但是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没有没被它感动。这感动不仅仅是情绪上的，而是想象空间被它打开，那是无以言表的。我已经被拖到这个音乐所展示的世界里边去了。我归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是面对这个音乐作品这个客体，我是认识主体。主体打败客体，不是这么回事情。我被他卷进去，任何一个人，只要成功地被一部艺术作品卷进去了，你一定有创造力。你哪怕智商比较低，没关系。这种自信就建立在这里面。所以有时候我思考哲学问题，突然我发现，呀，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然后我能够把它说清楚，这种创造力来自哪里，我心里非常明白，就像我听音乐的时候的感受一样。一种无限的，一开始似乎把握不定的那种无限的东西，突然，清晰了，而这个清晰呢，不是这种概念的清晰，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清晰，沉明状况，沉寂的沉，光明的明。一种沉明状况。你如果有读人文典籍、听音乐，或者说看一部绘画作品，有这种感受的话。你一定有创造性。 那么讲来讲去，还没讲哲学是什么。哲学是爱智慧当然没错，那么智慧是什么我们大概把它跟知识区分了一下。那么究竟是什么还不知道。好，我们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四境解说，来说这件事情。冯友兰先生说人生有四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我们生出来不久，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的。那叫自然境界。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世间有许多利弊得失，我们学会了趋利避害，那就达到第二个境界了，功利境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趋利避害，所以我们需要科学知识。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要建立某种制度。比如企业要有企业制度。企业制管理制度干什么的，就是在企业里边，在这功利境界里边建立规则，对吧？目的还是功利。这是第二层境界，功利境界。然后，慢慢地又发现，利害得失的争斗，应当区分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以便把利益争斗限制在人性所能接受的范围里面。第三境界来了，叫道德境界。那么企业家也会发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道德境界也同样不可缺少。你如果光是在企业里面建立企业管理制度那是出于功利境界的事情。但是企业的员工，如果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善恶区分，那个制度再完备没用的是吧？制度可以被我们利用来做手段的。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建立地天衣无缝。每一种制度可以被有效地服务于某种利益，功利目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律师，很巧妙地利用各种法律规则，来为一个罪行辩护，对吧？一样的道理，所以，企业应当建立他的理念，文化理念。也就是，企业家想在企业里建立一个道德境界，对不对？这个道德境界，和功利境界的那个制度规则要一致起来。好，这个企业就行了。这第三境界和第二境界统一起来。光功利境界不行，我们不是准备老是要打官司，是吧？一个企业，如果他从企业家，企业主，总是面对着他的员工用法律的武器跟他战斗，这个企业差不多快完了。所以需要道德境界。这个企业文化建设，比企业文化更高的境界、比伦理境界更高的叫什么啊，天地境界。常人就在前面两个境界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在功利境界里边，常人都趋利避害，在道德境界里边，常人都善善恶恶，爱爱恨恨。这就是常人。那么我们要高一点啊，我们如果也是陷在功利得失，陷在爱爱恨恨、善善恶恶之中，那么我们没智慧，所以我一直说企业家，我跟企业家有天做了一个讲座，我说你们现在有资格讲“家”了，“家”是什么，一种境界。什么叫做“家”，是一种境界啊，比如说我说哲学家是一种境界，艺术家又是一种境界，地质学家又是一种境界，同样一座山，是吧？什么叫境界，我们解析这个词的含义。你比方说，到一座山，这座山是客观的在那里。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同一座山罢了，对吧。好，一个地质学家去了，他一看，看到这座山的地质构造，他会知道这座山大概在地震年代的哪一个时间段发生地震，地壳里面生长出来。他可以了解这一点。这个山对地质学家意味着一种意义吧。事实具有了意义，就说这个事实有境界了。此刻叫地质学境界，那座山有地质学意义。一个史学家来了，他看到了这座山上的历史的陈迹，想起了这座山当初发生过重大的政治事件。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于是这个史学家在这座山里面徘徊，徘徊，逗留。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历史的时期。这就是这座山对于史学家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它是一种境界。史学，历史的境界。一个画家来了，也看这座山，他可看不到地质构造，他看到这座山的美，一种自然的景观。这种景观是种巨大的审美意象。是吧？然后他有种冲动，把它画出来，这座山对于这个画家来说，意味着另一种境界。你反正都有种境界对吧。那么两个小孩子去了，又不是地质学家，又不是画家，又不是史学家，他到这座山上去看到什么呢？看到有几棵树，树上结了那个果实，他采下来吃，发现蛮甜的，这就是这座山对这几个小孩的意义。这几个小孩离开了这座山，回到家里，还惦念着这山上的果树的果子，想下一次再去吃它，好，我们谈境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吧。我们人生在世，因为我们是人，总得把我们的生活的许多事实和经历具有意义吧，什么意义也没有那和动物没差别。你吃饭只是果腹，那还了得，和动物一样。你知道你在吃法国大菜，你在享受着广东菜，那个境界来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所以我问企业家，你们现在是老板还是企业家，假如你对企业，这个企业最关心的是他的利润最大化，那和果腹一样。这个企业要不断的赚钱，也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吃饭，不吃饭就活不下去，企业不赚钱就活不下去，这道理没错啊。但是这毫无境界。我说你这个时候叫老板，绝不能成为企业家。因为你不是家。因为你没那个境界。那么他说我怎么才能让我成为企业家呢？我就打了刚才同样的比方，同样吃饭，人家老板也吃饭，你这个企业也吃饭，你要吃出味道来。吃出广东菜来了。或者吃出，扬州菜或者吃出法国大菜来，你要把你的企业办得有滋有味，有它一份意义。有他意义所构成的境界来，哪怕整个经济环境不好了，你这个企业不再可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了，利润最大化了，你这个企业还活得好好的，只不过饭少了一点，但这个饭仍然是很精美的，那是广东大菜，我说这就叫企业家。然后他说，那么我的企业的意义，境界究竟哪里获得，我说这个问题要听一个学期的课啊，（观众笑）就听哲学课，你才知道你这个企业家，企业在社会生活当中你的意义在哪里。你这个企业为什么对于这个民族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呢?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境界。然后你可以离开，你可以退休，这个企业还活得很好，甚至于越活越好，那就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啊?这个企业你别把它看成是仅仅是离不开你的，你的作品。这和艺术家一样。艺术家创作他的作品之后，当作品完成之后，艺术家就自行消亡了。艺术家是艺术作品形成的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最后作品陈列起来，然后这个通道就自行消亡了。因为这个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力。假如我写一首诗，给你看，给大家看，大家看了以后，我就很想听反应是吧，大家看了以后不知道在说什么是吧。然后我就给他解释这首诗我想说什么。你们听过我解释后发现我讲得很深很大，讲得蛮有道理。但是假如我写得这首诗的意义总依赖于我对他的不断说明的话，它是失败的，它是真正的失败。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需要我对它解释，不需要一个诗人不断地对他的作品做解释他才能活着，不行。同样，企业家和他的企业的关系也是这样，当这个企业成功了，作为一个自身有生命力的东西在的时候，企业家能不能让开一步，让它怎么活，你看着它。所以这是一个比方啊。 来看我们这个人生，假如我们就在善善恶恶甚至还低一点，只是在利害得失这两个境界中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不会创造一个更高的意义来，这个天地境界何以，什么叫天地境界，这就是要讲哲学啊，哲学在讨论什么，在论道，论天道。天道在哪里，首先要揭示谜底是吧。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你道可以去说他，一说出来就不是那个道，换言之，道不可言说，但人类一直在说，说了几千年，那叫哲学的历史，中国有一部哲学史，西方也有一部哲学史，中国人论道论了几千年，西方论道也论了几千年。那么，怎么论道的，道究竟是什么？要下定义很难，我们要去体会，你比方说，中国人有国民性格，欧洲人有欧洲人的性格，我们的善善恶恶，我们的伦理尺度，我们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都在我们的身上，这叫我们的文化属性。 同样一件事情，一个老外看到了，他的善恶标准，是非标准和我们中国人看到的不完全一样对吧？于是，我们的国民性格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文化属性。但这个文化属性来自哪里，这是哲学论道所要讨论的。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文化属性是不是已经消失了或者和西方人差不多了？年轻的一代经常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作为中国人这样一个文化属性好像已经很淡了，或者基本上要消解掉了，其实绝非如此。我曾经问过我王德峰自己，我算不算中国人？照理我应该不算了，为什么呢？我从78年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哲学本科，到现在30年，学哲学，主要学西方哲学。我满脑子西方哲学的观念，对某些哲学学派还非常得佩服、认同，比如说对康德对黑格尔，那么有一天我突然想我是不是基本上等于西方人了？我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怎么问法呢？其实很简单，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儿子今年高考，考那所大学。那所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公布了，我儿子的成绩也出来了，两者一比较，发现少了2分。我就问我王德峰自己，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结果，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把我儿子找到跟前，谁让你少两分的？咱们遵守规则吧。我心里明白这肯定不是我的第一反应，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啊？赶快想办法，怎么叫想办法？找人。找人干嘛去？破坏规则去，（鼓掌）虚构的。这虽然是虚构，我倒是扪心自问了，那么我继续虚构，假定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儿子所要报考的那个大学的招办主任是谁啊，从小跟我在一起，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你的童年和少年的友人是吧，现在他正好在这个大学做招办主任。我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是吧，他听到我在电话里面讲这件事情，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对我的意图毫不反感，相反觉得义不容辞。他心里想，我跟你什么关系是吧，更何况是你儿子的事情，他去努力了。大概努力了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了，我一听这个电话知道事情大概不好了，为什么？他的口气不对，充满沮丧，他跟我讲：今年我们这个大学破格录取的名额的使用权上升到副校长级别，我搞了两个礼拜终于没搞定。他告诉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他心里充满内疚，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我.大家想想看我在描写的是不是古代中国人，不是，是当下中国人吧。那个我虚构的朋友好不好？太好了，有情有义啊，假如他第一次听到我这个电话的事情的时候，他只当听不懂，我心里肯定要骂他了，我碰到外国人了，这时候，外国人肯定是个贬义词是吧？我碰到外国人了，你说怎么办？我碰到的是个有情有义的中国人，很好的中国人。请问我们身上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属性在不在？在。我们平时就这样生活。 请问这个文化属性来自哪里？那要论道才能讨论明白。西方人不这样对吧？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差别极大。我再讲个正式的事情。也是个美国的哲学教授到我们这里来作访问学者。我以前做过几年副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哲学系的副系主任，那么这种事情就是由我来负责接待。安排他做学术讲座，安排他讨论，然后完了要回国，要尽地主之谊，陪他在上海游览一下市容，然后晚上请他吃顿饭，明天送他上机场对吧。这样的事情我做过多次了。有一次就是个美国的哲学教授，他第二天要回国了，前一天我就带他在上海马路上逛。我们一起在走，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边上，他突然停下来，指着这个十字路口边上那个穿制服的人问我，这个人是不是警察？我看了（一下），不是警察，是交通协管员。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后来我就灵机一动翻译成警察的助手。他就问我，他站在那里干什么。我说维持交通秩序。他听了非常惊讶，他说，交通秩序难道要他维持么？我说，当然。然后他说，红绿灯不是安装在那里吗？上海的市民知道不知道红灯表示停止，绿灯表示通行。我说，全知道。全知道他还站在那里干嘛！我说，知道是一回事，遵守与否是另外一回事。他更加惊讶。他说这怎么可能是两回事呢，然后我说我们别讨论了，我们回头再去说。这是哲学问题啊。这真是哲学问题啊。我们今天中国人相信中国许多困境和危机的解决，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是吧，我们体制要改革，我们要建立健全的法制社会，我们都相信制度解决一切问题对吧。但是我们刚才的例子，最简单的，交通规则是最简单的制度对吧，它老早就有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交通规则，最简单的制度，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所以假如我们向社会学家出一个题目，就今天的中国人在多大意义上西化，在多大程度上西化，社会学家很愿意接受这个课题，他说我有办法研究的。他什么办法啊，分析调查、问卷调查。他设计一份问卷，一共出十道题目，每一道题目都关系到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是非标准、价值判断。对每个情况他都给出四个choice，a、b两个choice选项代表西方观点，c、d代表中国观点。好，一千万份问卷发下去，然后他再回收，是吧。社会学家就这样工作啦。回收，回收以后他要做统计，他在做统计之前我就跟他讲，你不必统计了，我可以告诉你结果。我可以告诉你选择a、b两项，即选择西方标准的肯定百分之九十以上。你相信不相信。结果他一统计果然如此。各位相信么？今天我们中国人在讨论自己国家的现实问题的时候，牵涉到是非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区分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不对，我们看报章杂志看互联网的讨论就知道了。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概选择a、b两项西方观点。然后这个社会家一统计，宣布他的研究结果，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变成西方人了。请问，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能不能相信？不可信。还是我刚才虚构的，我扪心自问，这个事情不可信对吧。 可见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社会科学的问题，（而是）哲学的问题。社会科学无能为力，对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法治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法律制度、执法机构，加上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那叫法学研究，就这三样东西对吧。这三样东西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有。法律制度老早就建立好了，执法机构遍地都是，公检法，我们的理论研究有没有，重要的大学都有法学院。对吧？一批法学工作者辛勤工作，翻译介绍西方法学理论，来帮助中国的法制更加完善，但是我们法律的条文不断地在出现，遍地都有执法机构，但中国是不是离开法制社会更近了？倒是相反，更远了。我这个判断可不是胡说，我们只要留心一份报纸就够了，《报刊文摘》，我最喜欢读这份报纸。因为这个《报刊文摘》的编辑，他专门好像要寻找各种报纸上面报道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许多事情，你看这个《报刊文摘》有时候你会触目惊心的。许多地方的公检法你都不知道它是谁开的。有一个法院的判决17年之前就做出了，这个法官现在已经退休了，这个法院这个判决还没得到执行。这样的例子发生在湖南衡阳。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你说我们离开法治社会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远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制度，也不是没有执行制度的机关，都有。所以这个问题你请法学家来回答，他回答不了。因为要回答一个法制社会的前提问题。法制社会的前提是什么？独立人格，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成为法权主体，那么请问独立人格来自哪里？这样的事情就大了。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相信，我已经认识到制度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就觉得我读四年哲学收获很大。一部近代史告诉我们，我们不断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但中国一如其旧。发生过维新变法运动，要引进君主立宪制失败了，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引进了民主共和政体，形式上成立，实质上失败。终于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国民改造是根本对吧，于是发动启蒙运动，要把中国人塑造成独立的人格。所以我相信启蒙是最重要的。 我八二年毕业的，1982年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我当时以为我比邓小平还想得远一点。改革开放很好，但是还有一些更根本的事情马上要去做，那就是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继承那五四没有完成的任务，要在中国遍地都是独立的人格，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光明的前途。我这样想是吧，那不光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当时上海学界的老前辈王元化也这么想。他发表篇文章在一个杂志上，标题叫《呼唤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英雄所见略同。我带着新启蒙的信念，大学毕业了，分配了工作，到一家出版社，我要离开复旦了。还没有离开复旦，行将离开复旦，碰到件事情，根本上动摇了我新启蒙的信念。什么事情呢？迁户口的事情。因为我上海人啊，我读书的时候我的户口在复旦，那叫集体户口，我毕业了以后我的户口就要从复旦迁回到我父母所在的街道对吧。这样的一个户口的正常迁移的权利呢，我去那个派出所，找同一个户籍警，去了三次，都没迁成，他就刁难我。我当时非常惊讶，为什么惊讶你知道么，当时有各种票子啦，八二年的各种票子都在，粮票油票布票，还有烟票，我又学会了抽烟。那个烟票都跟着户口走，可是户口在哪里啊，在我口袋里，要带着那户口？那我就慌了你知道吧，因为年纪轻嘛，胃口特别好，一个月给我吃30斤是远远不够的，最好40斤。那么我父母的口袋一个月定量供应25斤，我回到我父母家里，吃他们的口粮，这怎么行是吧？所以我心事重重啊，被一个中学同学发现了。他说你好像有心事，我说是啊。他说什么事啊，我说迁户口迁了三次没成功。他想了一想就问我，那个户籍警抽烟吗？我说好像看到他抽烟的呀。抽烟就好办了。我说怎么好办呢？他说这样，我借两张烟票给你，你买两条大前门送过去，事情一定帮你解决。大前门当时是好烟啊，要用烟票买的啊。我一听我说我怎么好做这种事情啊？我为什么要送烟给他啊？我送烟给他就是对他俯首称臣啊，那我变奴才啦。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身上的奴性要改掉，我们要做独立的人格，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坚实的基础，也是今天我们应当致力（于）的目标，那叫启蒙的理念，理想。他听得一愣一愣的，半晌都不说话，末了终于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读大学就读成这个样子啊，还不如我不读大学好，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不光这件事情有的你苦头吃，其他事情也有你苦头吃，你回去好好想。我回去真的好好想，究竟送还是不送这两条大前门？如果我送了，那么我独立的人格在哪里？我是主张启蒙的人，对吧，那么我不送我的口粮在哪里？口粮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那么生存和人格哪一个更优先？想来想去还是先生存后人格吧.所以我第四次去的时候真带了两条大前门去的啊。但我也做不来这种事情啊。我就想我要把这烟放在他视野所在的范围内，看他的脸色是吧。我把这个烟放在桌子上，我相信他看到了，然后我看他的脸色，发现有点生动，我就轻轻地说了一句请笑纳，他果然笑了，然后就纳了。他跟我讲我知道你来过好几次了，今天就帮你解决了吧。我心里想老早该解决了。前后不过20分钟的时间，办好了一切必要的手续，一张户口迁入证明，就迁到新地方的证明啊，交到我手上了。我拿着这张户口迁移证明跨出派出所大门。就在这一刻我心里非常沉重啊，我是主张启蒙的人啊，要启迪民智啊，我自己又做了一次奴才。还谈什么启蒙？我就想我怎么会又做一次奴才。我想起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对不对？原来我之所以头低下来不能头抬起来，因为那个屋檐啊。假如我要做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我的头要抬起来，前提是什么？把那个屋檐拆掉。拆屋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制度改造的事情。我这样一想我又回到制度学派里头了，对不对？我又发现国民改造的前提仍然是制度。我明明通过4年的学习我发现制度不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是国民改造是根本，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认识，对不对？现在我又回到制度学派了。究竟国民改造的道路在哪里？国民改造如果以制度改造作前提，制度已经改过了，国民性依然如旧啊。中国人用新制度做老事情，包括今天资本主义来的对吧。我们当然不说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体制，来了对吧，中国人有自己的玩法，中国人用自己的方法玩资本的啊，对不对？制度是够多了，都从西方来。所以我请大家帮我一起思考，究竟制度和国民性哪一个更根本？究竟谁决定谁？这个问题在今天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啊？82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不对？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终于被逼到哪里去了？逼到哲学里去了。制度是什么？国民性是什么？黑格尔《小逻辑》当中有一段话，我当时在读大四的时候好好地读了这本书，我以为我看懂了。82年的时候我又拿起这本书看。我想如果它不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不是说哲学无用肯定是我无用对吧？我不敢说哲学都是空谈，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品放在那里肯定我本人的悟性太差了。所以我再看一看能不能解决萦绕在我心头的这个问题。读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在这一篇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倘若我们对两个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达到的是相互作用的理解的话，我们根本没进入到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我此刻的状况恰好如此。我正在思考制度和国民性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我现在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相互作用。中国人之所以国民性格如此，因为他们制度向来如此。这些制度是中国人创造的，中国人为什么创造这种制度？因为中国人性格如此。好，结果就是相互作用。黑格尔告诉我你如果这样想的话还根本没进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 那么我读了这句话以后，我是得到了鼓舞了。虽然我还没进入概念但至少我已经在门槛上了是吧？再跨一步，跨一步就进去了。然后什么叫概念？哲学所说的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不一样，不是什么物理学概念或者化学概念或者力学概念。哲学所说的概念是什么？黑格尔有解释的，他说比方说我们来考察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斯巴达人有如此这般的性格因为他们的制度如此，但我们同样反过来同样可以说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制度因为他们性格如此。这就叫相互作用。但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当中我们还一方面根本未曾真正理解斯巴达人的制度，我们同样也未曾真正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因为这两样东西来自一样更根本的东西，那叫做斯巴达精神，而精神是要用概念去把握的。我读到这里恍然大悟,悟到什么啊？中国周易讲的那句话，形而上学为之道，形而下学为之栖，那个栖息的栖是吧？这是中国概念，用来说什么呢？比如说喝茶的茶杯是物质的器皿，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也叫栖，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格也叫栖。所以，当我在思考制度与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时侯，我停留在什么层面上，栖的层面上。栖来自哪里，来自一个民族对道的领会。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来建立了这样一些制度，因为中国人对道的领会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人只所以那样的制度，因为西方人对道的领会那样子的。那叫做欧洲文化精神,这里叫中国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就是对道的领会，它下降而为制度建设，下降而为国民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和制度都是什么呀？对道的领会下降沉淀出来的结果。终于明白了哲学是什么，论道的学问。我一直把哲学当成是科学在学,那是四年本科。讨论来讨论去，是栖和栖的关系。栖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物质的栖，社会科学研究典章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法学研究法律制度，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对不对？都研究栖，但哲学，有一门学问叫哲学,它研究的是道。 复旦哲学教授王德峰毕业一席话 各位同学经过多年寒窗的甘苦，终于取得学业的成功，踏上了人生的新起点。我想起了宋代词人柳永的这样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当然，此时并非清秋冷落的时节，而是充满了盛夏的热情。但是，各位在座的毕业生，即将告别母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伤感之情还是无以阻挡地袭上了心头。这份情感不仅属于同学，也属于老师。虽然我们不应当陷入感伤主义，不过，在这个比较坚硬的年代里，这样的师生之情显得格外可贵。 很想借此机会跟各位同学讲一讲我内心的一些想法，有关对我们的时代的理解。 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想要提醒各位，不要急于求成。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逻辑，造成了一种进步强制，把每一个人都置入了不断竞比的轨道。这是一个坚硬的现实，几乎无法躲避。但是，我们既然是从一所拥有深厚的精神传统的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总还能对于这种外在的进步强制建立起一种比较自由的关系。我们曾经在这里做过学问，我们已经理解到学问进展的基本条件恰恰是内心的自由以及因为内心的自由而产生的持久不懈的努力。 我想说的第二个意思是，我们不要害怕平凡。当然，每一个复旦的毕业生总是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但是，我们的志向并非直接地就指向物质财富的拥有或较高职位的获取。我们所追求的卓越，也不是某种外在的辉煌。我们通过研究生阶段所掌握的学识，本来就与一切外在的成功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养成的才、学、识、德，乃是思想的视野和心灵的力量。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获得的学位所具有的真正涵义。硕士也罢，博士也罢，它们并不是标示一个未来的成功人士的符号。我们手中掌握的财富之多少，我们所获职位之高低，都不足以充当衡量我们的人生是否成功的尺度。我们可能依旧平凡，但是，只要我们在平凡的社会角色中所从事的工作，正在真实地积累起我们民族的光明的未来，我们的心灵就是伟大的。我们可能没有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我们应当成为民族的脊梁。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今天，也许有人会把这看作是一个弱者的自我安慰，但实在说来，这却是信念之力量的体现。在财富、地位与信念这三者中间，真正难得的，也是真正重要的，是信念。唯有信念，才始终给我们以内心的充实和对于人生之沉浮的超然态度。